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及其中国文化背景 尚会鹏（《国际政治研究》，2006.4.130~143） “心理-社会均衡”是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提出的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最主要的是将人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场”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以及心理与社会动态均衡的角度把握人。采用这个理论对中国、美国等几个大规模文明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该理论在几个方面与许氏的中国文化背景相联系：与儒家的“修、齐、治、平”模式有相似之处；与中国文化从人的“相互性”出发把握人的特点相一致；重视亲属集团以及中国文化中的中和、平衡思想。许氏在参考中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这个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人际状态”概念，不仅对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为我们从文化心理角度重新审视目前主要基于西方经验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辩证法：批判的复兴与文化研究的突围 徐勇（《上海文化》，2006.5.13~22） 中外学界都已经注意到文化研究在当前所处的困境，这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批判维度的退场所导致的。我们认为，批判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如果社会分析的再出场意味着符号解读的退场，那么我们又将失陷在历史话语的迷宫中，这就是辩证法的秘密。然而任何西方理论在面对中国特殊的语境时往往变得力不从心，在批判复兴之时，我们应该思考以下诸问题：西方后现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能否横移到大众文化与现代性启蒙同步的中国来？西方文化批判的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那么中国文化批评的批判对象是什么？要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在方法论上必须实现社会分析与符号解读的统一：理论方法与实证方法的统一；宏观批判与微观建设的统一。一句话，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统一。其实，对于中国从事文化批评的知识分子来说，关键还不是理论范式问题，而是中国现实的具体的语境问题。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周宁（《人文杂志》，2006.6.1~10）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刘志光（《晋阳学刊》，2006.5.85~89）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它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所以考察中国文化的世界主义精神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中的嬗变，民族主义的意义并不是对传统观念的彻底否定，相反它是传统观念的转化形态。中西方在民族主义观念上存在很大的差别，“黄祸论”的破产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中餐民俗与现代厨房 董晓萍（《江西社会科学》，2006.11.23~30）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公共生活得到了发展，中餐也被赋予了新的概念和新的空间职能。它在社区、社交和公共领域的社会网络中，都建立了自己的新地盘。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时期多种因素的影响下， 中餐的精品理念还向多元方向发展，对精品菜肴的制作也更加考究，包括特色中餐、遗产中餐、氛围中餐、环境中餐和卫生达标中餐等，研究这些变迁，能加深对中国饮食民俗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