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互相审视对方的眼光不再以学术着眼，而是以名利之眼光看对方 于丹讲《论语》的是非，是依据文化常识、学术常识就能判断的，本来是很清楚的，并不需要繁琐的考察、论辩。然而，当前中国文化状态就将这个是非判然的文化事件，变成了令人有口莫辩的文化现象。在当前中国文化场中，由于权力和资本的畸形交织，对于这个被强势媒体定义为“奇迹”的文化现象，不仅普通民众的判断力失效了，而且中国学术界的思想被集体中止了，偶然有例外而坚持思考质疑者，则被超强的集体钳制力量而强行“去势”了。 在于丹讲《论语》以来，大半年的时间中，有诸多学者通过网络和平面媒体发表对于丹的尖锐批评。他们的批评，概括起来，有三个要点：第一，于丹讲《论语》，有大量的常识错误，严重曲解了《论语》本文；第二，于丹的讲解，缺少对《论语》的必要尊重，为我所用，牵强附会；第三，以于丹本人的学识，联系现实向听众谈其个人心得无妨，但不当用《论语》为自己做包装。尽管在众多批评中，包含有过激言论，但是，平心而论，多数批评是有理有据的，而且表现了既对社会文化负责，也对于丹负责的学术态度。面对这些批评，有文章这样指摘批评于丹的学者们说：“他们的愤懑却无法改变易中天和于丹的成功。易中天和于丹的成功，人们看得比较多的是市场效应：大把大把的现钞落入了出版社的账户和作者的荷包。而随着名人效应的不断发酵，他们的其他作品也开始一路畅销，这必将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一现象，恐怕是引起不平的最大原因——试想，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们，面壁十年、几十年，依然默默无闻，依然两袖清风。”（朱杰人，《光明日报》） 在批评于丹的同时，数名博学位尊的前辈学者也公开表示了他们对于丹程度不一的肯定和支持。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李泽厚和任继愈。李泽厚在《南方周末》发表讲话说：“我支持于丹。1994年，我在《论语今读》前言中有一段讲到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今天从《论语》（等经典）再作出某些新的摘录编写，加以新的解说发挥，它们不同样可以与《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功能作用吗？’我没想到，十多年后，于丹做了这个事情，并获得了如此多的听众和读者，我祝贺她成功。”（《李泽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任继愈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也说：“解读《论语》的著作能成为超级畅销书，这是好事，说明了社会上对传统文化有饥渴感。研究和普及《论语》需要各种角色，有人打前站造声势，有人跟进做深入研究，挺好的。于丹的解读是一家之言，如果有错误，可以讨论批评，百家争鸣总是好的。”（《问题的思考比批评于丹更重要》） 因为有强势媒体的“力挺”和多名权威学者的“肯定”，再加以受众的追随，于丹俨然成为一个挽救中华传统文化的英雄，一个为当下生存迷惘的中华民众带来福音的“布道士”，总之，一个“奇迹”。然而，“于丹现象”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吗？学者杨念群的分析是很透彻的：“于丹现象是被主流媒体进行甄别选择后，又迎合了大众极度需要精神慰藉的心理而诞生的现象，其实从本质上而言与解读《论语》本身是否准确的学理性讨论已经没有多少关系。十年前大众中就出现过一手拿着炒股票书、一手拿着禅宗语录的怪异形象，可谁也不会傻到会以为这些人真对探讨传统文化本身感兴趣。”他明确指出：“于丹个人背后是中国整体文化的堕落和无奈。”（《问题的思考比批评于丹更重要》） 的确，在今天这个民主和多元的时代，肯定谁，反对谁，是个人的自由权力。但是，身为学者，是否还应当以起码的学术良知尊重事实，明辨是非？ 近日，首都师大教授陶东风在网上发表题为《什么样的人最宽容于丹，什么样的人最忌恨于丹？》的文章说：“这表明，一个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简单说就是专家组成的同行学术界）越是有地位、有名望、有自信的学者，对于于丹就越宽容。这就难怪支持或者理解于丹的人，很多恰恰是在学术界地位极高的前辈或者著名学者，于丹的大红大紫威胁不到他们的地位。至于最最忌恨于丹并大力声讨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学术圈内还不怎么出名和站稳脚跟的人，他们或者是准备进军学术圈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同行承认的人，正当他们跃跃欲试摩拳擦掌之际，学术超女于丹的出现使得他们心绪大乱，再也坐不住了；或者本身就非常希望做‘学术超女’‘文化奶妈’的角色，现在于丹抢在他们的前面出名了，心里当然不是滋味啊。” （新浪网“陶东风的Blog”，2007-4-5）依陶东风这个论断，对于丹的批评与支持之争，完全就是学界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了。也许，他本人就是这样看待当前中国学界的，即这是一个没有是非、没有学术，只有利益之争的名利场所。陶东风判断批评于丹的是与非，是以人的身份立论，因人论言。这是在当前中国学界有代表性的一种观念，它表明中国学界生态的非学术化嬗变。学者们相互审视对方的眼光不再以学术着眼，不再以学术是非为是非，而是以名利之眼光看对方，以名利得失为是非。如果以学术是非为是非，那么，对于批评于丹的是与非，就当以批评者的言论是否真实合理立论，而不是以批评者是否“出名和站稳脚跟”来划分出“什么样的人最宽容于丹，什么样的人最忌恨于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