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嘉宾: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张闳: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易前良:河海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稽立群: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副教授 “讲坛”大有遍地开花之势电视学术生态初露端倪 主持人:近几年,随着央视“百家讲坛”节目家喻户晓,学术讲坛类节目也似乎向全国各地电视台蔓延,能简单介绍一下各地的讲坛情况吗? 陈力丹:电视媒介真正意义上染指学术,传播文化思想,开创“讲坛”的先河是1999年7月11日,湖南经济电视台余秋雨的演讲《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这种现场传播学术思想的传播新样式后来演变为湖南卫视的《千年论坛》,成为独立栏目。与此同时,这种新鲜的极具生命力的节目样式,在一定程度上又孕育、催生了一批电视学术论坛节目。随后,《西部论坛》、《经济大讲堂》、《学术报告厅》、《名家论坛》、《东方大讲堂》、《世纪讲坛》、《人文讲坛》、《开坛》等讲坛类电视节目纷纷涌现,讲坛热似乎正在向全国各地蔓延。其中尤以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和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颇具影响。《百家讲坛》最近因其高收视率带来轰动效应,电视讲坛节目在省级电视台大有“遍地开花”之势。至此,由《千年论坛》、《世纪大讲堂》、《百家讲坛》作为中坚力量架构的电视学术生态图景最终成形,并演变为一种全新的思想文化传播形态。 “谈话”与“课堂”交替 文史成为焦点学者成为主角 主持人:这些讲坛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主要有哪些类型? 易前良:电视学术讲坛讨论的话题主要集中在传统的人文历史、当下的经济民生和备受关注的文化热点三个方面。从栏目形式看,讲坛节目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按“课堂”的方式来操作,《百家讲坛》是典型的范例。其实,这种形式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因为没有主持人,主讲者一方面是专家,更重要的是他还必须担任主持人的角色。我们知道,电视栏目是一种高度人格化传播的视觉形式,它的灵魂是主持人,没有主持人的栏目注定无法成为品牌。还有一类走的是谈话节目的路子,绝大多数电视讲坛都是这样来操作的,这样一来,节目的娱乐色彩要更浓一点,专家不是主持人,而是嘉宾,讨论的区域相对要开阔一些,要更生活化一些。上面谈的是这些栏目之间的差异,那么之所以把它们归结在电视讲坛的名目下,是因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节目主角的身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或学者,而不单单是媒介人物。专家学者唱主角,这种文化传播方式好比“独角戏”。 主持人:对于当前的电视学术讲坛的节目内容,您有什么看法? 陈力丹:目前讲坛类节目多以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古代著名小说来说事,观点往往一边倒,一好百好,一坏百坏,造成新的舆论一律。例如,“文革”后期一度掀起批孔热,孔子被辱骂为“孔老二”。现在一味的尊孔就好吗?如果过去的东西都那么好,为什么会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那时的文化大家们发出了“打到孔家店”的口号?在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于丹的《论语心得》时,能不能由哪家电视讲坛出面,开办几场阅读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的讲坛,让大众重温一下鲁迅笔下的孔子形象?舆论多元,才能保障社会的和谐。只让一种声音占主导,可能会孕育着新的不和谐。 张闳:目前的文化传播除了回味我们的历史之外,也应激发人们关注现实的勇气和睁眼看世界的魄力,把解决现实问题当成自己的责任和目标,让教授们走到学生中间去,在人生最需要指点的关键时期关注一下学生的成长。别在古书中浸淫得太久,和学生渐去渐远,失去了中国知识分子本该传承的教育者的本色。 “学术”与“讲坛”的纠葛臧否因何而起 主持人:学者进行学术演讲,人们司空见惯,为什么这些专家学者走向电视讲坛,如易中天、于丹等进行学术演讲会引来众多的争议呢? 张闳:继刘心武演说《红楼梦》之后,易中天也在电视台评讲《三国》,接下来又是于丹说《论语》,引起公众的热切关注。有趣的是,作为作家的刘心武,不说自己是讲故事,却标榜所谓的“秦学”,而作为学者的易中天则并不在意学术性探讨,而是热衷于讲故事。这一角色错位,造成了公众和学术界的评估体系的混乱。公众以为自己听到了很有学术价值的言论,学术界则又斥之为毫无学术性的“戏说”或“混嚼”。在我看来,学者上电视,没有必要刻意标榜自己的学术性。电视毕竟不是一个最佳的学术平台,它只是一个知识传播的平台。混淆了学术媒介与大众文化传播媒介之间的界线,必然会造成种种非议。 易前良:电视学术讲坛现象所关涉的焦点,究其底里,其实就是电视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专业的知识分属于不同的“学术场”,言说知识因而必须遵循各自“学术场”内的规则,所谓学术规范,实际上是对各“学术场”的话语权力的自觉维护。按照这一逻辑,《红楼梦》的解说应该是红学家的事情,必须遵循“红学”的学术规则。作为著名作家,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在现实知识体制中,难以获得认可,遑论产生巨大影响,恰好是电视的介入,使他实现了对“红学”“学术场”的僭越,换言之,这种僭越是通过电视来完成的。电视属于“新闻场”,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场域规则,刘心武走上《百家讲坛》去讲解《红楼梦》,怎样讲,是由“新闻场”的规则来决定的,因此,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不是作家对“红学”的僭越,而是媒介对整个学术领域的僭越。进而言之,电视讲坛因为对“学术场”的僭越,影响了现存“知识场”的权力结构,因而招致纷纭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