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07)04-0010-04 由易中天解读中国古典名著、于丹解读中国古代哲学经典所引发的市场效应和网络效应，确实已经开始成为学术界的一个议论话题。不管是否有学者在批评他们“不是在讲学术而是在说书”，也不管网上是否有人在纠正于丹解读中的“常识错误”和“理解硬伤”，作为通过影视媒介让学术走向大众的尝试，他们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学术和思想是可以以现代的方式在大众中产生广泛影响的，这与讲说人的学术水平并无必然关系；而这一点，大部分学者均自持学者的身份和传统学术方式而忽略了——说书式的学术和纯粹的学术研究其实可以并行不悖，正好暴露出当代学术机制的“单一性问题”；另一方面，学者说书的学术文化现象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学术界的一种偏见：即大众是对经典学术和古典名著很难感兴趣的读者群。经典在今天是真的已经死了，还是学术界对待经典的方式衰落了？大众是不需要经典，还是不需要学术界对待经典的正统言说方式？这已成为一个可讨论的问题。 当然，无论是易中天还是于丹，乃至学术界，把“说书式的学术”太当回事也没有必要。于丹《论语心得》再走红再热闹，也不可能颠覆和冲击李泽厚先生那样的《论语今读》，即便正统学者研究经典的方式不适合大众阅读，也不能说明正统学术研究没有意义了，更不能说明说书就有多少学术价值。因为一方面，易中天和于丹本身就是学者队伍中的一员，他们通过影视媒体走向大众，只能说明现代学者的传播方式可以是丰富的，而不必认为他们已开始不务正业，也不意味着从此他们就会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当然有人也会因此担心，在严肃的学术道路上，他们是否会因为尝到说书的甜头而无心继续走下去？另一方面，说书之所以区别严格的学术研究，不仅在于它通俗生动的形式要求，而且在于即兴发挥中可以允许个人化的理解和想法的充分表达，甚至也允许不够严密和确切的叙事与判断出场。因为就一般的情况而言，谁也没有理由要求一个大学教师讲课应该像他写论文那样严密，何况他们面对的不主要是大学生。所以，一种很可能不够严密甚至有曲解成分的大众性演讲，怎么可能构成对严肃的学术的冲击？又怎么可能亵渎学术本身的神圣性？也因此，学术界对“说书式的学术”不必太在意，也许是恰当的。 不过，因为“说书式的学术”弥补了影视媒体基本上全是娱乐节目的缺憾，而且毕竟把成天为生存而忙碌根本无暇与经典名著打交道的观众吸引过来了，这样，学术与大众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所以我感兴趣的问题，不是学术是否应该面对大众，也不是学者是否可以介入媒体，而是学术如何在面对大众与介入媒体时体现学术对大众的“引导功能”。 说到学术对大众的引导，我们就会想到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与良知，也会想到教育工作者对社会进行文化普及与文化启蒙的职责，但很少有人对“引导”做更进一步的思考。在这里，知识分子“迎合”大众趣味自然不在讨论之内，知识分子引导大众的“通俗易懂之手段”也不在探讨之例，但倒是很有必要区分一下“教育性引导”与“启发性引导”的不同性质。 一般说来，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当然以“教育”为本。这种教育包括传授知识、传播文化、教学生做人的道理、培养与教育目标相一致的人的素质、品格与能力。但我以为，这种似乎没有多少争议的教育理念，在中国文化现代裂变和思想重建的今天，因哲学、伦理、美学等多种观念都面临理论创新的挑战，而显得模糊起来。这种模糊简而言之，就是“用什么来教育”、“怎样教育”已经成为一个问题。这意思是说：在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今天，我们是直接用古代经典来解决中国现代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还是用当代中国的创新思想来解决现代中国人的各种困惑，已成为问题的关键。易、于的走红固然说明传统经典在任何时代都有其生命力，任何时代也都有一个如何普及和承传传统经典的问题，“走红”除了说明我们普及经典教育的“方式方法”有问题之外，只不过说明当代中国人因为现代化需求而产生的对西方文化“一哄而上”的不正常状况之“逆反”而已——亦即在正常状态下，传统经典讲得再生动有趣，也不应该有走红效应。另一方面，即便我们因为古代经典蕴藏很多至理名言而仍然对当代有效，也存在一个当代学者应该以什么样的立场和理念来“阐释经典”、“对待经典”的问题。很可惜，从央视“百家讲坛”的播出内容来看，基本上没有中国当代创新思想产生轰动效应的节目，这反映出我们的教育已经与“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脱节了而不觉得，也反映出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在节目内容取向上的守成性。当然你可以说，在市场经济状况下的今天，在更多的人已经被快餐文化、实用文化和利益生活追逐得疲于奔命甚至“不再有文化生活”的情况下，央视“百家讲坛”节目正好弥补了老百姓对古代文化潜在的饥渴需求，也弥补了现代学校教育偏向西方文化教育的空缺，更打开了人们“以古喻今”的历史性视野，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确实，这不是一个“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如果我们用以解决当代中国人心灵和精神上问题的钥匙，如果只能来自古代而不是现代创造，如果不能建立“古代经典”与“现代思想”并辔而立的教育结构，并让观念与读者在这样的结构中自己去展开思考、获得启发，如此学术对大众的文化关系，就会培养市场经济下成长的一代新的“宗经思维”和碰到问题不是展开自己的独立思考、而是习惯从古代经典中去选择解答方案的“依附人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用古代经典解决当代问题的文化传播，我认为属于守成和依附性教育，其引导，也是用既定的观念进行引导，从而与当代问题的针对性脱节。比如于丹用“越简单就越快乐”、“知足常乐”这种老子思想来解决现代人的忙碌和利益追求问题时，就很容易把这样的问题遮蔽了：复杂和忙碌的生活中是否包含着现代社会应该肯定的竞争意识？出于自我奋斗的忙碌是否也会每看到自己的成果和贡献而快乐？悠闲真的能成为竞争者疲惫时候愿意采取的生活方式吗？既紧张忙碌又悠闲自在的生活怎样才能做到呢？“不知足”是否应该区分利益性、欲望性的不知足和价值性的、创造性的、以高标准、高境界为追求目的的“不知足”？这样，问题就转化为“什么该放松”、“什么不该知足”上来。又比如，既然“鸟为食亡，人为财死”，人在文化世界里对名利的看重真的是“违背自然”吗？或者说，老子的自然观就能体现真正的自然精神了吗？自然界哪一种动物可以做到“清心寡欲”呢……而一旦面对这样的问题，老子、庄子的思想，够用吗？管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