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屈从主体：观看的意识形态 当我们对观看的视角问题（包括“观察点”、“主体—位置”、“视取向”）进行清理的时候，观看的主体问题其实已经暗含在各种理论思潮的起伏消长之中了；而当我们从情境主义的“视取向”角度展开了人类近一个世纪中创造的各种视觉技术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的视觉技术其实都存在着一种彼此制约性——视觉控制／目光游移、视觉吸引／视觉拒绝、视觉说服／视觉怀疑，等等，而在这一切背后，都显现着观看主体时隐时现的身影。但是，我们却一直不能以一种主体性的方式来描述这种视觉技术间的彼此较量，相反，只能通过中介——媒介技术、视像表征及视觉场域——来进行。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我们是沿着自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上的视觉转向的思路向下走的。这一方面使得本文的写作能够确立自己在学术问题史中的位置，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在这一脉络行进中所存在的局限。而主体性就是其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20世纪以来，主体性经历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对之的消解。“语言”可以塑造人的观念，“结构”可以规定人的位置，任何个人只有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才能确证自己的存在。这种主体性消解的观念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于个人在社会生活和精神意识领域中所处境遇的关注之中。 例如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便是直接等同于个人主体性的获得问题。在他看来，“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都是反射的，即镜像的结构；而且还是一种双重反射的结构：这种镜像复制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并且保障着意识形态发挥功能。这意味着所有意识形态都有一个中心，意味着绝对主体占据着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心的位置，并围绕这个中心，用双重镜像关系把无数个人转换为主体；于是，这个中心使主体臣服于主体，同时，由于每个主体都能通过主体凝思自己（现在和将来）的形象”。“是的，主体是在‘自己起作用’。产生这一后果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我刚才讨论过的四重组合体系里的头两个环节，也许你更喜欢说，在于主体这个说法的含混性。在通常使用时，主体这个说法实际上意味着：(1)一种自由的主体性，主动权的中心，自身行为的主人和责任人；(2)一个臣服的人，他服从于一个更高的权威，因而除了可以自由接受这种服从的地位之外，被剥夺了一切自由。后一条解释说明了这种含混性的意义，让我们看到它无非反映着某种正在制造含混的作用：个人被传唤为（自由的）主体，为的是能够自由地服从主体的诫命，也就是说，为的是能够（自由地）接受这种臣服的地位，也就是说，为的是能够‘全靠自己’做出臣服的表示和行为。除非由于主体的臣服，除非为了主体的臣服，就不会有主体的存在。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全靠自己起作用’。”① 而福柯则更明确地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用“权力关系”的问题来解释。在《规训与惩罚》中，他为我们描绘了在以所有人的意志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幻觉和权力技术的严酷现实，为我们展现了不断地强制性地要求遵循准则并保证“力和身体的屈从”之间的对比。在《什么是启蒙？》中，福柯更是明确指出了自己的疑问：“我们如何被建构为自身知识的主体？我们如何被建构为行使权力关系或是屈从于权力关系的主体？我们又是如何被建构为自身行动的道德主体？”② 在人的精神意识领域，拉康则通过对弗洛伊德的语言学解释，将人的意识结构化，使人的自我意识成为语言的幻觉。“拉康在有关凝视和主体性 (subjectivity)的研究中呈现的理论是：在不同的凝视行为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并且存在一个由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慈祥规则构成的完整系统。例如，他谈及凝视的羡慕目标(invidia)和凝视的屈服(dompteregard)这两种试图控制和包含凝视的因素。这样，凝视的羡慕目标不仅是羡慕或者嫉妒，而且是主体意欲在被观看的客体躺倒上实现一种完美的特性。在电影学的意义上，这可以至少表现为两个层面：电影的旁观者对于影像持有一种羡慕的心态（因此渴望具有影像的经验）；或者电影本身呈现了具有这种凝视的羡慕目标的特性。”③在他为我们勾勒的人之成为人的三个阶段中，个体只有通过语言，在“象征界”中同“他人”发生关系，并最终在与他人的区别中（符号界）意识到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也就是说个人必须屈从于某种符号序列（语言中介）才成为人。这样，拉康关于人的主体性获得的描述又成为“人是语言的构造物”观念的翻版。 主体的“屈从性”成为我们从事视觉文化论域中观看的意识形态研究，展开观看的政治学视界的一把钥匙。正如玛利塔·斯特肯莉莎·卡特赖特所说的：“看的实践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形象文化是繁杂矛盾的意识形态场所。形象是当代广告和消费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对美、欲望、魅力的假想以及社会价值的建构、回应。电影和电视是加强意识形态建构的媒体。在电影和电视中，我们可以看到浪漫爱情的价值观、异性恋的规范、民族主义或者传统的善恶观等。”④而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的问题都因“屈从主体”观念而具体化为“看与被看”的问题。 其实，在以照相术、网络技术等为基础的视觉文化大举扩张及视像表征大量生产之前，“看与被看”的问题早已存在，但其冲突并未特别突显，它们更多地积淀在文化传统之中，成为文化无意识。如皇宫的森严和皇位的设计是通过有形的空间安排造成看与被看的观看机制等。但是当摄影、影视成为新的视觉工具之后，每一幅图像背后都具有特别的镜头有意安排或者无意选择，文化无意识积淀中的观看的意识形态得以具像化。而这正使以“看与被看”为核心的图像政治的研究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