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世纪波：全球视觉图像的“转向” 世纪之交的社会发生了文化的“转向”，文化的转向中最为抢眼的景观是视觉图像的“转向”。当今的视觉图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通俗浅易的生产制作，乃至百姓的生活。我们每天在饕餮着视觉的盛宴，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图像的时空境域之中。 正像视觉文化专家米歇尔所论述的，图像转向是一个比喻，是从古代以来就被多次重复的一种修辞用法。当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抱怨“图片能够俘虏了我们，而我们无法逃脱”时，他是在哀叹有一种“镜映的隐喻”禁锢了哲学的思维方式。而欧文·潘诺夫斯基则力主建立他的所谓“谱像学”，成为描述视觉文化研究的一般论述。他的工作告诉我们，图像或视觉的转向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东西。它是一个被历史重复了多次的叙事性象征。 尽管有着悠久的渊源，我们仍然可以确定一个现代视觉图像文化的起始。摄影术的发明是现代视觉文化的第一波浪潮；其后的电影的发明则是现代视觉文化的第二波浪潮；而真正的视觉文化的时代则是从以电子模拟电视为代表的视觉图像文化的普遍兴起开始的。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就看到了视觉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他认为，视觉文化不依赖图像，而是依赖对存在的图像化或视觉化这一现代趋势。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居伊·德波针对宣称视觉文化时代已经来临写下了《景观社会》这部大著。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告诫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牢记在心的是，它的写作抱有一种颠覆景观社会的强烈意图。”①他认为，当今世界的物质形象已转化为景观，景观避开了人的活动而转向景观的观看，这样就把人的主动的创造性的活动转化为被动的行为；而在景观社会，景观已经成为独裁和暴力，景观毁灭历史，它不允许对话。而另一位文化理论的开拓者丹尼尔·贝尔也在同一时期提出：“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一书中还说，“我坚信，当代文化正逐渐成为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约定审美，主宰公众，在消费社会中，这几乎是不可避免”；这个时代，“视觉为人们看见和希望看见的事物提供了许多方便。视觉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变化的根源与其说是电影电视这类大众传播媒介本身，莫如说人类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地域性和社会性流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孕育了这种新文化的传播形式”。② 不过，我要在此申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新世纪的视觉文化转向，又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这一转向是在当代高新科技的基础上发生的人类划时代的媒介革命的表征，是当代最重大的世界性文化事件之一，是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的显著标志。它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独特的形式、载体、技术支持和文化形态，它更加确定，更加明显，也更具有世纪转折或文化跨越的意义。 如果说居伊·德波和丹尼尔·贝尔提出的视觉文化的时代是以人类的地域性和社会性流动与模拟电视为标志的话，那么，今天的视觉文化时代是以全球化背景下的数字技术、新媒体、因特网、交互式传输为标志的新视觉文化时代。这是一轮新的“世纪波”。 实际上，对转向的质疑始终不断。前国际美学协会主席阿列西·艾尔雅维奇(Ale
Eyiavec)，从20世纪 90年代起就关注当代视觉图像文化的转向。我曾与他讨论过视觉图像转向问题。他认为，只有当转向正在进行，且被认为是一种“转向”的时候，这种“同一”中的“他者”（“other”of the“same”）才能被了解和感觉到。一旦“转向”已经实现，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单调事件，它就不再吸引那么多的评价、批评或赞美了。 视觉文化的转向带来了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前半叶，视觉图像文化研究开始新一轮发动，如布莱森、米歇尔·安·霍里与基斯·马克赛合编的《视觉理论：绘画与阐释》(1991)、《视觉文化：影像与阐释》(1994)，马丁·杰伊的《低垂的眼睛： 20世纪法国思想中对视觉的诋毁》(1993)，米切尔的《图像理论》(1994)等占得先机。90年代中后期以来，几种大型的集萃式读本出版，反映了视觉文化理论研究的论域、论题、构架与教学研究体式，如埃文斯与霍尔合编的《视觉文化：读本》，克里斯·简克斯的《视觉文化》，玛丽塔·斯特肯与丽莎·卡特赖特编的《看的操练：视觉文化介绍》；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米尔佐夫的《视觉文化读本》，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研究论题和研究资料，成为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教学用书。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文化研究读本也都设有视觉文化的内容。近年来，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也有长足发展，如《文化研究》辑刊在国内首推“视觉文化”专辑；罗岗主编的《视觉文化读本》、吴琼主编的《视觉文化系列》，以及周宪等对视觉文化进行的大量深入研究，推动了中国视觉文化研究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