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2-0021-07 消费社会的来临，无疑与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物品极大丰富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离开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逻辑谈论消费社会，是缺乏根基的。但是，消费社会却不能仅仅从经济方面加以界定，从根本上讲，它是一种与作为文化批判领域的公共领域的衰败相关联的文化后果。因此，无论是单纯关于消费社会的经济学或社会学考察，还是单纯关于大众文化的文化学考察，都无法揭示它们各自的秘密。只有在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和政治学的复合性视域里，对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进行关联性考察，问题和出路才会得到具体的呈现。本文试图从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的关联性考察出发，讨论市场经济社会中公共理性重建的问题，因而仅仅是一系列可能的关联性考察中的一个考察。 一、消费社会与消费大众的精神空场 就其基本旨趣和内在关切而言，鲍德里亚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不是经济学的，而是政治学、文化学和伦理学的。作为对后现代社会所呈现的总体性问题的批判，这一理论的矛头指向社会、政治和文化状况，试图通过揭示“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1](P6)，以及“盲目拜物的逻辑就是消费的意识形态”[1](P46)等问题，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显然，这里所针对的是一个有别于马克思时代的人类生存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这一阐释方向是由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制度所带来的“普遍富裕”所规定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在社会生产还不能有效供给社会消费的情况下，生产就规定和制约着消费，通常是社会能够生产什么，人们就消费什么。这时，即便存在着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谓少数富有者的奢侈性消费对生产的刺激，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决定供给的生产与消费的结构。反之，如果生产相对于消费出现了大量的过剩，则消费就会引导和制约生产，就出现了新的生产与消费结构。这时，整个社会便可以根据消费的需要向生产提出要求，便会出现消费引导乃至主导生产的生产与消费结构。如果将这一理解置于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我们就会看到，在生产能力相对较低的工业化早期，生产总是居于主导的地位，不仅个别资本家将努力扩大生产的数量作为生产的目标，整个社会也将它作为一个最为重要的目标。这时，鲍德里亚等人所指认的消费社会，便是还没有产生的经济基础。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Say)所谓“供给创造需求”的理论，就充分说明了这种生产与消费结构中人们对生产之主导地位的肯定。“萨伊定律”(Say's Law)认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生产得越多，销路就会越广，因此，鼓励消费没有意义，重要的在于激励生产。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工业化的充分发展之后，社会供给能力大大增强，生产和消费在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倒置，消费成为决定的方面。它刺激着生产、引导着生产、制约着生产、拉动着生产，使生产处于从属的地位。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增长，产品和服务供给数量大幅度增加，“丰盛”的景象开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使生产更加适应消费需求，以增加企业的盈利？怎样才能刺激消费以减少商品滞销？同时，作为整个社会来说，怎样才能避免因消费不足导致的经济停滞？这一系列的问题不仅成为经济学，而且成为社会和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于是，消费经济学开始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与之相关的问题也开始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甚至文化学广泛探讨的问题。 但是，消费社会的问题之所以值得忧虑，根本上并不在于经济过程中消费成为主导性的方面，而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使人类的生活迷失了方向的物化的逻辑，在于这种物化的逻辑对社会生活的宰制。值得忧虑的并不是人对物的迷恋，而是物的逻辑创造了一种主宰人的逻辑，对物的迷恋主宰了人的精神生活。因此，这种迷失是人类在精神上的迷失，其表现便在于文化上的衰败。立足于西方社会和文化背景的鲍德里亚等学者的相关思想已为我们所熟知，而日本学者和实业家堤清二的认识，则从另一种文化视角对消费社会产生的原因和实际状况进行了分析。由于日本文化和日本市场经济的非原发性都与中国的情形更为接近，这一分析更能够对我们产生一种特别的启发。堤清二认为，传统经济学仅仅将流通产业看作生产的从属结构是错误的，要认识消费社会的本质就必须以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方法和眼光重新给流通产业定性。在他看来，从本质上说，流通产业服从于两种逻辑，一是服务于资本的逻辑，二是服务于人类生活的逻辑。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政治进入“成熟的阶段”，生产就变成了垄断性的规模化生产。当规模化的生产成为一种生产方式时，消费就制造出一种完全虚假的生活。在大规模的生产中，为了完成流通，广告宣传和各种媒体便成为影响消费者的强大工具，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新的意识形态。它们将具有使用价值的真实商品变成符号性的存在，将人们真实的欲望变成被广告制造出来的虚假的欲望。这时，真实的人的逻辑为物的虚幻的逻辑所彻底取代，产业社会就演变为消费社会。在西方学者所奠定的关于消费社会的基本认识的基础上，他指出，从根本上讲，消费社会是一个“根茎交错、‘小玩意儿化’和时尚化”的社会。因此，消费社会的本质在于“社会规范松弛和人的主体性动摇”[2](P54,92)。他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营造消费生活的人，可以说是经常置身于自我解体的危险之中。在这种时代，人越是形成明确的自我个性，就不能不同社会保持越加紧张的关系。何况处于宗教价值、普遍价值意识已不实存的消费社会，对人的主体的危险性必然加大。从当今一些广告中可以窥视到一种姿态，即将消费本身作为自我目的，诱导人们避开难解的人的主体问题。所听得见的是奥德修斯以蜡封耳不想听见的女海妖塞壬的美妙歌声。”[2](P56)和许多西方学者一样，堤清二最终并未从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上，而是从物对人的主宰关系上说明了消费社会的逻辑。在这样的理解中，消费社会被要求主要不是从经济的变化上，而是从文化的变化上加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