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7)01-0026-06 在我国当下学界出现的文化研究是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建构起来的与西方文化研究有联系但也有所不同的文化研究的话语方式。文化研究和文化的研究不同，后者是把文学放到文化视野中来进行的研究，只是把文化学作为一种方法、一种视野来进行的研究，仍然属于文学领域内的研究。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文学，也包括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以及传媒文化等等。文化研究从范围上看比对文学的文化的研究要广泛得多，而且从学科上看文化研究不仅仅是对上述文化现象的文化学研究，还包括有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等的跨学科研究。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形成和发展除了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理论资源的影响外，也有我国本土文化的缘由。所以，探究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形成过程及原因是本文的任务所在。 一、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确立 在探讨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之前，有必要回顾20世纪前半叶文化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状况。 在20世纪前半叶文化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大致经历了兴起与论争、译介与研究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兴起与论争时期。这时期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长达十余年的东西方文化论战。“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文化的转折点。这之前的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文言与白话之争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1915年《新青年》和《东方杂志》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展开了大讨论，从而拉开了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序幕。这场论争一直到1927年，中国社会问题争论的焦点转移到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之后，才告一段落。这种讨论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是罕见的。参加人数数百人，发表论文近千篇，出版著作数十种。当时很多文化名人都参与了这场论争，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张东荪、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等人纷纷发表文章，蔚为大观。五四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之争，开启了中国文化学研究的先河，尽管当时没有明确的文化学的建构，但是为后来一系列文化思潮的兴起和传播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译介与研究时期。这时期由对中西文化的论争转到了对文化学翻译、介绍与研究、探讨，并取得显著的成绩。对于文化的论争，引起了学界对文化学本身的兴趣，于是对西方文化学著作的大量的译介成为当时文化学界的特点。翻译出版的著作有：爱尔马德（美）：《文化进化论》，上海，1930年版；韦尔斯（英）：《世界文化史》，上海大江书铺，1932年版；洛博特·路威（美）：《文明与野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版；福利德尔（德）：《现代文化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桑载克（美）：《世界文化史》，中华书局，1940年版；马林诺夫斯基（英）：《文化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史密斯（美）：《文化起源论》，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等等。外国文化学著作的译介促进了中国文化学研究的深入，出版了许多文化学专著，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陈序经：《东西方文化观》，广州岭南大学，1933年版和《中国文化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富示显：《现代文化概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林语堂：《中国文化精神》，上海国风书社，1941年版；吴文藻：《文化学》，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路明书店，1949年版，等等。 建国以后，文化学和许多学科一样，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曾经一度中断了研究和探讨。新时期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受到冷落的文化学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得到了持续和特别的关注，形成了所谓的“文化热”。新时期以来的文化研究分为20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三个阶段。 自8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的较早的关于文化学研究的文章是钱学森先生的《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文化学》一文。钱先生认为文化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基础理论，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建立文化学学科是十分必要的[1]。1982年12月16日到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共同主办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编辑部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邀集国内学术界著名学者在复旦大学召开了“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会上对文化与文明及其关系、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文化的性质、形态、结构、演化和分类及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讨。1984年3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11月3日到9日，由《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历史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在郑州举行，会议讨论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特点、作用和历史地位”等问题。同年12月20日到27日上海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召开了“全国首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讨会”。与会者就“文化及东西方文化的概念”、“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意义”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成立上海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此后，北京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武汉成立了“文化研究沙龙”等。1985年上半年，北京的中国文化书院和九州知识信息中心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期“中国文化讲习班”，很多著名学者诸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李泽厚等主持讲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年在深圳召开了“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议”。1986年在上海举行了“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与此同时，《文汇报》、《光明日报》相继开辟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专栏和出版界一批文化系列丛书的出版，对“文化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系列丛书包括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文化哲学丛书》(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文化新视野丛书》(1987)；浙江人民出版社《比较文化丛书》(1987)；光明日报出版社《现代文化丛书》(1988)；浙江人民出版社《世界文化丛书》(1988)，等等。从1985年开始，上海、北京、广州、厦门等相继开展了文化战略研讨活动，使得文化学研究由书斋走向了现实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形成了文化的热潮。80年代形成的“文化热”是新时期人们文化思想争论的交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