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7)02-0083-06 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研究的走向，而身份与认同则是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然而目前对身份与认同研究中，对身份与认同的文化内涵界定还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所以本文拟从族裔散居视角去审视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的问题，并以霍尔为研究对象，结合其大作《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诠释族裔散居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 一、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界定及内涵问题 文化研究中的“身份”与“认同”这两个概念在英语中用的是同一个词语。英文单词“identity”源于古法语identite和晚期拉丁语identitas，受晚期拉丁语essentitas即essence本质、存在的影响。它由“同一”(same)的词根idem构成，这一词根类似于梵语idam（同一）（韦氏新世界大学词典，2001:708）。因此，identity的基本含义是：在物质、成分、特质和属性上存在的同一性质或状态；绝对或本质的同一，以及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刻一个人或事物的同一性(samenesss或oneness)；一个人或事物是其自身而不是其他的状态或事实。[1]在当下汉语文化研究领域中，由于受到西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在对identity词语的翻译、使用和界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不同的人们交替使用“认同”、“身份”、“同一”或“同一性”等等。因此在理论上对identity一词的汉语翻译和使用进行规范，对“同一”、“认同”和“身份”三个汉语概念的含义做出界定，对于避免在使用和研究中的混乱与误用，具有重要的意义。阎嘉认为identity在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语境中，identity应该使用“同一性”这个词语，在某些语境中与sameness和oneness这两个概念相当。在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中，则要区分不同情况和语境，分别使用“身份”和“认同”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同时，他还认为在当下的文化研究语境中，identity有两种基本的文化内涵，其一是某个个体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特定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用“身份”来表示，雷蒙德·威廉斯提出过“情感结构”，爱德华·萨义德提出过“感觉与参照的体系”，以此作为追寻与确定文化身份的内在尺度和参照系。其二是当某个个体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identity可以作为“认同”。从词性上看，“身份”是名词，是依据某种尺度和参照系来确定的某种共同特征与标志。“认同”具有动词性质，在多数情况下指一种寻找文化“认同”的行为。[2]从以上的阐释来看，作者认为identity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即一方面强调个体的差异，同时也强调群体的同一。当“identity”作“身份”讲以彰显差异，作“认同”讲凸显同一。 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是西方文化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青睐。人们关注的重点往往会集中在不同人群在特定社会中的“社会身份”、“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等问题上。人们试图在理论上追问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上是“谁”（身份），以及如何和为什么要追问“谁”（寻求“认同”问题）等问题。陶家俊[3]在《身份认同导论》一文中把身份问题分为四类：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就个体而言，认同问题阐释的是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信任什么样的人，以及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共同体而言，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4]因此在阐释文化认同时，我们认为文化认同问题主要是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的集体身份选择，所产生的强烈思想震荡与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点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这种独特的认同是混合认同(hybrid Identity)。这种认同也是后殖民、后现代文化批评关注的主要焦点。”[5]就确定人们的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而言，在理论上有民族(nation)、族性(ethnicity)、种族(race)、阶级(class)、性别(gender)、宗教(religion)、职业(profession)、语言(language)等依据或尺度。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必定会涉及到特定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国家、意识形态、殖民和殖民地、文化、亚文化和通俗文化等复杂的领域。当代文化研究对文化身份问题和文化认同问题的关注，往往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而政治维度和意识形态维度，确实也是文化研究中意图的一个指向。这如亚当·库珀所言，文化身份与文化政治学密不可分[6]。因此，文化身份问题和认同问题，始终都无法回避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 在理解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上，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7]一文中认为，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种立场是“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这里“一个民族”中的“一”是所有其他表面差异的基础，是“加勒比性”、是黑人经验的真实和本质。按这种界定，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种“隐藏着的”文化身份以及“隐藏的历史”。第二种立场是，除了许多共同点以外，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或者说——由于历史的介入——构成了“真正的过去的我们”。我们不可能精确地、长久地谈论“一种经验，一种身份”，而不承认它的另一面——即恰恰构成了加勒比人“独特性”的那些断裂和非连续性。在第二种对文化身份理解中，文化身份既是“存在的”，又是“变化的”，文化身份是有源头的、有历史的，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中。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强调从现实状况出发去理解“文化身份”，而“过去”始终都是一种“想象”，它无法确保我们正确地确定“真正的现在”。霍尔对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的阐释在本质上讲是挖掘文化认同的共性与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和变化性。这也正是作者在本文中要强调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去把握文化认同的变化性，才能深刻理解斯图亚特·霍尔本人及《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的文化身份问题和族裔散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