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7)01-0017-05 由于研究边界模糊不清、学科归属难以确定和理论方法的多样乃至多元，文化研究不可界定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是否可行也因此成了颇有争议的话题。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斯巴克斯就曾说过：“在任何精确的程度上界定文化研究都是极其困难的。给文化研究画一条清晰的线索或说我们从一个侧面发现文化研究的适当领域是不可能的，指出足以标志文化研究之特征的整齐划一的理论或方法也是不可能的。”[1](P1)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国内学者在讨论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时，无论是对文化研究持批评态度还是将其视为文学研究未来走向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倒没有什么分歧。可见文化研究不可界定至今仍是困扰学界的一个难题；伊瑟尔甚至抱怨说：“在现阶段，‘文化研究’是一锅混乱不清和琐屑无谓的大杂烩。”[2](P13) 不过，就国内文化研究的状况而言，我以为让文化研究成为难题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人们一直找不到一个公认的“文化”定义，不能从理论上确定它的研究领域和学科归属，因而无法确切地说明文化研究“是什么”；文化研究带给人们的困惑其实是因为从它的批评实践来看，人们很难说清楚文化批评究竟要“做什么”。或者说，人们不清楚文化研究是以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介入文学研究的。以跨学科、无边界的无所不包来概括文化研究的特质，强调“文化研究所能做的仅仅是成为一个在论题方面有条理的研究领域”[3](P5)，最多只能说明文化研究在思路、方法和研究范围上都有与传统文学研究不同的取向，但是并没有回答对于任何研究来说都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即作为一种研究活动，当文化研究把文学现象置于其预设的论域中展开讨论时，它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说更具体一些就是，当文化研究把文学现象作为文化问题来思考时，它要解决什么问题？预期的目标是什么？其结论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拓展传统文学研究的视野？等等。 所以如此强调“问题意识”，是因为正像加达默尔所说，精神科学的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前者“研究的主题和对象实际上是由探究的动机所构成的。”[4](P365)这说明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一个在研究尚未展开之前就存在于某处的“自在之物”，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其实是在“问题意识”观照下的一种发现，也就是说，“对象”是“问题”建构的。因此，是否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是否有因“问题”而生的研究对象和审视对象的独特视角，就成为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一切研究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当然，也是研究能否有所发现和具有意义的前提。或许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问题意识”，国内的一些文化研究几乎成了一种以解构文本来宣泄快感的方式；然而，批评目的的茫然和价值判断的缺席，却使人不能不质疑这些阐释话语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此刻，对文学现象的文化研究并没有带来超越传统文学研究视野的新发现或新理解，却因阐释的随意性使其变成了带有后现代意味的话语嬉戏。 可见，明确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不仅关系到文化研究在实践中如何建构与传统文学研究不同的对象和思路，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把握这种批评模式的特质，认识文化研究在文学阐释上独具的价值。 把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阐释的思路，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启示。更具体一些，可以说文化研究“问题意识”的形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批判理论”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变革视为社会革命的基础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特别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视为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本。由此可以见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走向一致，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而是“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而且还是恩格斯所说的那些远离经济基础、位于上层建筑最顶端的层次。用安德森的话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5](PP.96-97)这个带有转向性的选择说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对人的精神奴役，把这种体制与人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视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危及人类发展的关键问题。如此定位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已不是纯粹的经济危机，而是发生在社会生活、文化活动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精神危机。依照霍克海默的说法，“在近几十年剧烈的阶级冲突中，虽然统治者们已经不得不越来越依靠现实的统治机器，但是意识形态对维系一个有崩溃之虞的社会结构来说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凝聚力量。”[6](P220)这说明在霍克海默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重视意识形态的统治力量，统治阶级把精神压迫和文化控制视为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方式。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批判理论”，为人们勾画了一幅资本统治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领域、从形而上的思想体系深入到日常生活细节的变化过程。文化研究所以会形成与传统文学研究迥然不同的思路，不再把文学作为审美问题而是作为社会文化问题来分析，正是源于“批判理论”这一思想的启迪。 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作体制和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认识，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年马克思揭示的自由资本主义早期的“不发达现象”和“无产阶级的物质贫困”，在今天都已成为不复存在的历史。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统治策略的调整，使当代资本主义维系其社会体制的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体现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已从赤裸裸的经济剥削，转向了对社会大众的精神压迫和文化控制。正像马尔库塞所说，“当代社会的各种能力（智力的和物质的）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大得不可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统治的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大得不可估量。我们的社会，在一个极高的效率和一个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双重基础上，以技术而不是以恐怖来克服离心的社会力量而显出特色。”因此，“调查这些发展的根源和考察它们的历史选择，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目的的组成部分。”[7](P484)霍克海默则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控制已经制度化并深深地嵌入到日常生活的过程之中：“生产过程对人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直接的当代形式中，……而且还表现为被整合进诸如家庭、学校、教会、崇拜构制等一系列变化缓慢和相对稳定体制中的形式。”[8](P51) “批判理论”所以格外关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及其精神世界的渗透和控制，显然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社会体制运作的这个特点的深刻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