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遗产保护而不是遗产开发利用呢？我想这体现了保护第一，开发利用第二的观点和理念，符合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是社会发展，而不是经济增长，也不是旅游的开发利用或者其他形式的开发利用，而是全面的社会发展，这不单单是经济增长的问题，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理念，要使全社会的成员都能分享到通过遗产保护的益处，在这全社会的成员里既有当代人、也包括下一代人。 一、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以前在文物部门开会，听到过一些比较极端观点，认为对于遗产资源（包括文物）只能提保护，不能谈开发利用，许多文物被少数专家以研究和保护的名义“垄断”在个人手里，一面对公众开放就是破坏，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观点，我把它称作遗产保护的“原教旨主义”。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恐怕也很难认同这种极端的观点。《中华遗产》第十四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申遗”，作者夏骏也不认同这种极端的只保护不利用的观点。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保护是要花费高额成本的，一讲保护就是要国家拿钱、政府拿钱，也就是全体纳税人拿钱。从体制和机制上讲，一味依靠政府财政不是可持续的方法，因为政府要做的事太多了，你说遗产保护重要，但是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就业、扶贫、社会治安、国防等部门哪个不重要，都需要财政支持。而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遗产和文物异常丰富，而我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能投入在遗产保护上的资金相对于需求来讲只是杯水车薪；二是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具有公益和教育等社会功能，如果连本国公民都无缘见识，那其公益和教育等社会功能如何体现？ 此外，不利用，不发展旅游业是否就一定能保护好？在实践中，既有遗产资源开发利用过度的案例，如曾遭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牌警告的张家界，也有开发得太少，利用不上，最后也造成资源破坏的案例，但后者可能大家关注得不多。第一批的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周口店遗址，就是苦于开发不起来，没办法变成旅游吸引物，游人寥寥，入不敷出，仅靠财政拨款无法全面保护遗址，地层剖面自然风化很严重，管理方也曾想过开发旅游业，前几年美国大片《侏罗纪公园》风靡全球，掀起一阵恐龙热，他们就利用科研单位的优势，在遗址博物馆里搞了个恐龙展，这个时候也顾不上讲科学了，因为恐龙是生活在中生代，而周口店古人类遗址是出现在新生代第四系的地层中，两者相差1.4亿年以上。之所以出此下策，恐怕也就是因为保护经费严重短缺。这是搞旅游搞不起来，也造成破坏的例子，所以正反两方面都有这样的例子。 二、在保护的前提下怎么样开发利用？也就是如何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首先我觉得不要把这个问题看作是我们国家特有的问题，事实上这是世界性的难题，在这个问题认识上，过去我们有个误区，以为发达国家的遗产保护做得都很成功。一讲国家公园就言必称美国，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是许多专家学者拿来作为遗产保护典范来讲的，但殊不知它前几年才从世界遗产濒危名录上除名，连美国这样的国家，财力那么雄厚，公民对于遗产保护观念那么强，尚且都出现在濒危名录上。所以，不要把这个问题认为只有我们国家才特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做的都很好，都是经验，都是我们学习借鉴的榜样。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有几点不成熟的思考： 1.认识我国遗产的保护问题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目前我们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尤其是对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作用的认识还有待于不断深化，对于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改革也正处于探索的过程中。所以，遗产保护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再加上遗产事业对我们国家来讲也是一个新生事物，解决这个世界性的难题需要我们解放思想，有创新性思维，有全局和大局观念，研究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死抱住一些理想化的教条，不切实际地就保护谈保护。 2.如果我们把遗产资源作为公共资源的话，是否一定由政府来独家经营？公共产品能不能外包给市场，这个事例在国外是屡见不鲜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有个“诺斯悖论”，即在公共产品领域里没有政府不行，但是有了政府又有很多麻烦，因为政府的介入就意味着缺乏效率。如果实行外包，用市场的手段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政府就可以裁判员的身份来监管市场，现在呢，政府来经营，政府提供服务，政府制定标准，政府来监管，自己查自己，既是运动员，又是教练、还当裁判，其结果可想而知。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公共产品外包给市场就改变了国家所有（或全民所有）的产权性质了，这也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事实上，产权是一个多种权利的集合体，不止是所有权，除了所有权以外还有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对于外包的公共产品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你可以有使用权、收益权，但没有处置权，我可以收回。这四种权利是可以分离的，现在连军工企业、航天企业、能源企业、国有大型银行都上市了，但仍然是在国家的控制下，社会股东并不掌握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投资决策权，利用资本市场并非是有些专家学者想象的“洪水猛兽”。 这里也有四个认识上的误区，其一是政府就是国家利益的当然代表者，而事实上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政府也是多方利益博弈的集合，中央各部委都说自己代表政府，到了地方都说代表中央，所以我们讲政府主导，实际上就是部门主导，其实都是代表部门利益；地方讲政府主导，比如省政府讲政府主导，就是省政府主导。地县政府讲政府主导，就是地县政府主导。这些以政府的名义出现的利益体本身都在博弈，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些个体（部门或地方）的理性选择并不能导致达成集体的理性（中央、国家或全社会）的一致目标，这已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所证明，即所谓的“阿罗不可能定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