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波恩学派 顾彬（《读书》，2006.12.114~120） 我想再次反驳一种为反对“波恩学派”的历史性思考而提出的理论：特劳策尔和他的学生们否定性目录的方式，使中国成为永远在欧洲大门前乞讨的“他者”和“陌生者”。“波恩学派”提出重要的异议，他们反对那种在一切文化中寻找同样东西的普遍主义思想。像特劳策尔那样，他们坚定不移地证明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批评者指责“波恩学派”创造了一个代表“他者”的中国，当然他们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我想简单地说：所有的话语和思想都是一种建构，都有它们特定的时间和时代。面对永恒，我们不能说，欧洲的价值是否能承载未来，是否会在某一天被其他价值超越。 “波恩学派”不能制止当前汉学的衰落趋势，但却可以天真地期待一个好转的时期。到那时，可能人们会知道“波恩学派”的立场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而是对中国友好的。“波恩学派”的理性主义，它的怀疑主义，它的历史思考，它进行分析、区别的倾向，虽然不能扭转当前汉学界那种理想主义、道德主义、一元化和无视历史的倾向，但是有一天，当人们反思“只是把中国人看作欧洲人，才能接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时，“波恩学派”不用为此自责。 婚姻偿付制度的地方实践 刁统菊（《民俗研究》，2006.4.195~213）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村民如何支付聘礼和嫁妆？依据何种标准？在不同时期应支付多少聘礼和嫁妆才算合适？如何确定二者之间的比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确实能够看到人们出于经济原因所做的思考。这一点不容否认，也难以回避。但即使人们在婚姻问题上的行动确实考虑到了经济因素的作用，我们也不应该把经济因素绝对化，而应当看到这种经济的考虑必然包含着文化和社会伦理意义。从整个婚姻的缔结过程和婚姻缔结以后的姻亲来往来看，聘礼有助于确立和巩固联姻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嫁妆则可以维护亲属关系的结构，帮助平衡、协调姻亲之间的正常往来。二者均是联姻家族之间为了建立长久、和谐的姻亲关系而采取的交换体系中的一部分，是一种基于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经济交换。在红山峪，通婚无疑是最基本的区域联系方式，并且由于其区域范围相对固定，且习俗也规定了姻亲之间一系列必要的往来，保证了姻缘关系很大程度上也能满足人们的许多需要，因此我们可以说那些基于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经济交换也并非毫无价值。一种外在的经济交换实际上隐含了内在的社会意义，后者正是村落与村落之间难以割舍的纽带。 谁害怕全球化？ J.希利斯·米勒（《长江学术》，2006.4.1~6） 什么才是我们当今全球化的形式？它是一种具有多重特征的奇怪的混合物。而且，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是以一种不同的比例、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方式在世界不同的地区发生的。全球化的所有特征中的关键因素，或者说其公分母，是新的传播技术，没有这些技术的发明，任何形式的全球化都是不可能的。新技术的全球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它首先意味着大学和学术的变革；其次，它给伦理和政治生活带来了急剧的变化。我认为当今全球文化研究的最急迫的任务，是对这些全球化的基本必需品、这些新的传播装置究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做本土的、然后是比较的和高度经验化的研究。与其说流行音乐本身应该研究，不如说流行音乐在世界各地之间的传播，以及随后特殊文化处境中的特殊的人们如何通过ipod播放聆听这些音乐应该研究。与其想当然地认为电影对所有观众具有同样的、普遍的内涵，不如研究在不同的地方文化中人们不同的观影方式和反应方式。与其假定手机在各处都会产生同样的普世的影响，不如研究手机在本土的特殊使用。与其假定计算机或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在全球产生同样的影响，不如研究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实际上是如何使用这些装置的。玩电脑游戏、收发邮件或者创造自己的博客，在不同的特殊环境下对人们的个性到底有何影响？在我看来，这才是今天的全球比较文化研究的前沿课题。 建筑：从文本走向行动 卢琦（《华中建筑》，2007.1.128~130,136） 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正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将促进建筑科学的进步，这需要我们的建筑设计和建筑评论遵循以下原则：⑴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以尊重自然规律及其内在价值的基础来规范人类的实践活动，构建新时代的文明发展模式；⑵重视设计结合自然，设计应该与自然结合而不是相对抗，要创造一个人性化的城市；⑶倡导建筑文化多样性；⑷关注弱势群体，其根本点是使缺乏对权力和社会资源支配的人获取“公正”的生活；⑸尊重公众意识，重视公众参与设计；⑹培养整体思维，减少建筑全寿命周期的能耗。建筑从业者要以平静而客观的心态来研究人、社会、建筑、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具有真诚合作的精神和勇气，树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的价值观，而不是正与负的中和，以达到建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完美境界。这需要建筑师以批判的环境伦理观为价值判断基础和思想、行为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