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7X(2006)05-0136-06 文明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文化，文明类型的区分其实质就是文化类型的差异。文明的对话是不同类型的文化在同一时空维度中碰撞而引发的“双向的或多向互动的奔流不息的过程”[1] (P26)。在文化差异性的前提下人类不同类型文明的对话是必要的和必然的，其对话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包含源于文化排异性特质而引发的不同文明间的挤压与反挤压、浸入与反浸入的摩擦甚至对抗；也包含基于不同文明相互学习的必要、不断发展的要求以及文化主体对文化发展路径的理性选择而存在的不同文明间的平等竞争、取长补短和互惠双赢。基于文化价值平等性原则的理性思考以及人类文明对话的历史性考察，不同文化或文明平等对话基础上的有效整合是现代文明交往的公正而合理的选择。 一、差异：文明对话的前提 “文化不是别的，而是描述人类行为的一种方式。”[2] 不同的人群共同体所处的地缘环境各不相同，不同地域环境下人们的生存条件也存在差异，因此从本体的或原生的意义上讲，不同类型的文化或文明的形成根据，在于某一人群共同体特定的生存条件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生产、生活和思维的方式。在人类文明的创始期，由于人类能力的局限，再开放的人群共同体和社会其活动的领域都是有限的、有边界的，边界之外的世界是不得而知的。正由于生存环境的特殊性和相对封闭性造就了特有的地域文化或地域文明，从这一视角，可引申如下： 其一，不同的人群共同体其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是各不相同的，由此决定了其各异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于是就有了不同文明或文化类型的差异。由于相对封闭是差异形成的重要条件，人们往往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认为“每一个部落和民族都是借助其对相邻部落或民族的有争议的无知来保存自己的文化……，认为地理隔绝和社会隔绝已经成为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关键因素”[2]。事实上，差异的生成和保持是各不相同的两个过程，不同文明或文化间的对话与交往有着导致文化融合的可能，但不同文明或文化系统间的互动通过变迁和涵化却并不必然会导致其边界的消失，所以对话与交往与不同类型文明、文化间差异的保持并不是对立的。 其二，任何文化或文明类型的形成都有自己特殊的根据，所谓文化或文明就是同一地域环境中的人群共同体的生存方式，因而任何文化或文明类型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文化或文明不论大小、不论影响力如何本无好坏优劣之分，是一律平等的。例如，中华大地的最北方，地广人稀，草场资源丰富，人民自然的就选择了狩猎和放牧为生，以乳肉为食；中原黄河流域，天气干旱但土地肥沃，人们也就当然的选择了旱地耕作生产方式，并习惯以黍和面食为主；长江以南湿润多雨，人们选择水田耕作业就理所当然，以米食居多也就不难理解。于是“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中华大地从南到北三个文化发展带：即秦岭——淮河一线以南为水田农耕文化；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南(包括辽东、辽西)为旱地农耕文化；秦长城以北为狩猎/渔猎文化(进入青铜与铁器时代即发展为游牧或渔猎兼不发达的农耕文化)。”[3] (P320-321)可见三者的区别不过是各具合理性的平等文明或文化形态间的类型差异。文化条件的差异不等于文化类型的优劣，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部分人往往将自己所处文明或文化类型在经济、科技甚至军事上的强大等作为自己文明或文化优等的证明，这种认识不仅是错误的，也是极其危险的。文明对话中的霸权主义不仅会造成对其他文化类型的伤害和破坏，也会因为其他文化类型因反感而增强的提防张力阻碍该文化本身的发展和普世意义获得的进程，所以这种行径本身是反文明的，是应被谴责和反对的。 其三，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一人群共同体活动的地域范围总是有限的，产生于这一定地域范围之上的该人群共同的文明和文化，一方面是与其生存的地理环境相适应的，另一方面也就必然的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烙印。文明或文化形态一经成型，其稳定性和独立性便立刻显现。人们的活动范围必定是要不断扩展的，当带有浓烈的先前地域色彩的文化形态面对新的开拓后的广阔地域时，其合理性便存在相对性，这是每一文明或文化形态都要面对的问题。于是，不同文明和文化间通过相互对话、相互学习以便获得进一步发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妄想以封闭和隔绝获得自己文明和文化的经久不衰的想法已为人类历史事实所否定。 其四，一定的地域产生一定的文明或文化类型，一定的文明或文化类型在创始之初也总和一定的地域环境相适应。用自己所处的客观环境作为标准，衡量产生于其上的自己的文明或文化，必然得出其为合理的结论；用自己所处的客观环境去衡量产生于其他地缘环境基础上的文化或文明，其不合理性自然显而易见。而要用自己文化造就的文化心理去接受其他文化，就更加困难了。于是，当传统的边界被打破，人们都带着既定的价值取向去判断其他的文明和文化时，这个世界便显得矛盾重重，不同文明与文化之间的“碰撞”便显得不可避免。 二、“碰撞”：文明对话的方式 当把文明理解为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中人们特有的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时，已内含了不同文明对话的可能性。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直接动因来自于人类生存能力的增强和活动区域的拓展。当人们的活动范围超越了传统边界之时，不同文明的对话便拉开了序幕。 在人类文明对话的历史上其对话方式是多样的：有的是隐性的，有的是显性的。所谓隐性有两方面含义：其一是非文明对话形式下的文明对话实质，例如历史上大批阿拉伯商人来华进行的商贸行为，事实上却带来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文明对话；其二是表面静止甚至完全隔绝停滞下不同文明或文化间交往的暗流涌动，例如西汉初年，汉与匈奴相互敌对，官方互不往来，但边境上的双方百姓却用民间的往来不断推动双方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所谓显性的，表现为带有明显文明交往目的下的行为带来的文明对话结果，例如玄奘西游、鉴真东渡所带来的中印、中日佛教文化间的交流，尤其是当代著名穆斯林学者马坚先生一生致力于向阿拉伯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向中国各族间传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从而为中阿文化的双向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4] (P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