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论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71(2006)04-0053-09

      作为一名在中国前后生活达25年之久，努力研究中国文化，积极向德国、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译介中国经典著作的翻译家和汉学家，卫礼贤的汉学成就举世公认，他被人们称为“两个世界的使者”① 是当之无愧的。

      卫礼贤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从儒家学说切入的，虽然他后来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但儒家学说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也是他取得最辉煌成就的领域。以儒家文化为主线，以其他思想文化领域为辅助，卫礼贤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中国文化观。这一文化观的最突出特征是：与当时占主流的欧洲中心论、欧洲优越论不同，他对中国文化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不仅肯定这一文化在中国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而且承认它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启示与借鉴价值，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与热爱。

      一、中国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关于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基本特点，卫礼贤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1.中国文化是一种原生的古老文化，其开端要比西方文化悠久得多

      当时在西方学术界，有人怀疑中国人不是原生居民，而是古代苏美尔人的一个分支，因而中国文化也不是原生文化，而是古代苏美尔-巴比伦文化的衍生物。对此，卫礼贤指出：“这整个问题的提出都是由于对文化本质的无知。文化不是一种可以从外部原样输入到另一个国家的工业品，而是一种高度依赖地理空间和气候环境的有机构成。”② 中国上古神话表明，与现代欧洲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的开端要追溯到更古老的人类阶段。到公元前五六世纪之交，也就是中国春秋向战国过渡的时代，全球出现了一次精神创造活动的浪潮，催生了古希腊文化圈的自然哲学，促成了犹太先知宗教情感的个人化，打开了佛教观察世界的新视野，开创了中国伟大哲学家的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是与老子、孔子和墨子的名字相联系的。“因此不应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原始或更粗糙。大自然往往通过不同途径为某些生存难题提供解决方案，常常有这种情况：大自然先前选择的道路也许会被后来的道路所完善，但不会被取代，正如植物界和动物界的情形一样，地质年代完全不同的物种可以直接并存，而最新物种并非同时总是最适应环境的物种。”

      2.中国文化有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的发展源头，而且从很古老的时代起，它还与其他文化圈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接触和联系

      卫礼贤指出：“与所有有生命力的东西一样，任何高级文化都产生于两个对立原始文化层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其中一方发挥着母性的、与空间相联系的稳定性作用，另一方发挥着父性的、在时间上自由蔓延的作用(即中国《易经》所说的阴、阳作用)。所以和任何高级文化一样，中国文化在初期也不能不归诸于母权制与父权制原始社会组织的相互碰撞和渗透。”他认为，中国的这两个文化源头就是上古时代的苗和夏。苗更加接近母权制，而夏则已经开始了向父权制的过渡。随着父权制度的胜利，夏战胜并驱逐了苗，后来发展成以周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文化，这就是以黄河流域为主要发祥地的北方文化。但苗并未消失，它的一部分被征服，另一部分被迫南迁到长江流域，并在那里发展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即南方文化。

      但是，任何文化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不存在任何能够在不与外界接触的自我封闭环境中自发发展起来的所谓原生文化。中国文化也是这样。比如他提到，在古代中国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四方向说”也存在于美索布达米亚，是苏美尔-巴比伦文化圈太阳观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种观念是与中国古代月亮观对“三”这个数字的重视相矛盾的。再如，中国“五行说”与一年中的季节形成某种对应关系，但这与中国自夏朝以来形成的历法传统相矛盾，因为按照夏历一年只有四个季节，这就为第五个元素的安排造成了极大困难，然而在古代波斯，人们实际上就是把一年分为五个季节的。还有，中国古代音乐中的五唱名制被归诸于远古的黄帝，而出现于周代的七唱名制或许受到西方古希腊的影响，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中国的影响通过各种可能的中介到达了希腊，还是希腊与中国的音乐共同起源于第三方？如此等等。

      3.从上述两个源头发展起来的南北两种文化类型有着鲜明的色调差异和各不相同的特点

      北方文化是随着父权制的确立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这一过程持续了大约两千多年的时间。作为一种完备的思想文化体系，北方文化是与孔子的名字分不开的。虽然其他一系列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参与了这一文化的创造、继承和发展，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始终是北方文化的基本内核。与此同时，长江流域在很长时期内还是一个保持着母权制影响的半开化地区，发展起一种由于其非常生动的神话而不同于北方理性文化的文化类型。“北方生活建立在人类与大自然长期斗争的基础上，这种斗争虽不是毫无希望，但也需要人们长期劳动才能获得大自然的回馈。在生存更容易的南方，这份严肃就让位于一种明朗的自然约束了：当北方依赖于进步和发展时，南方人还心甘情愿地继续生活在那些接近于母权时代的观念中。”到春秋战国时代，南方文化也先后产生了一系列杰出代表，其中老子是南方文化的集大成者。

      关于南北文化的区别，卫礼贤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南方文化比北方文化更质朴、更贴近自然，爱情表达得更直接，想象发挥着更巨大得多的作用。与高贵的周文化那种理性化精神生活相比，我们在南方发现了一个由神话传说编织的美丽花环。神话和神秘因素的确比北方要强烈得多：看见大海便产生了关于水成论和太阳的想象；与北方呆板的假面舞一样，赛龙舟在这里也发挥着宗教作用；所有关于从海上破水而来的神仙的传说，以及关于要求献祭的水怪的传说，自古以来都在这里广为流传。……与思想拘束的北方相比，与那里克制的宗教相比，这里的整个生活都让人联想到狂热的宗教。也许某些被从北方理性地区排挤到南方的想象力，正是从这种狂热宗教中形成的。”这种区别的形成有着深刻而复杂的背景，除了历史传统各异和生产力发展不同步之外，还有自然地理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南方是中国文化的另一极，中国文化在这里变得柔和而细腻”；这种对立也体现在孔子和老子两位人物身上，“孔子是冷静、较富进取精神的北方的代表，而老子则是更多受自然约束的、较懒散的南方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