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文化创举”：不可复制的历史 刘梦溪（《21世纪经济报道》，2006.10.30.(28)） 上世纪二十年代，是国学流行的年代。数年之间，以探究国学为宗趣的讲座、刊物、书籍层出不穷。更有诸多大师级人物出来阐释自己的“国学”要义。其中，胡适和梁启超两位文化闻人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所引起的争议，尤让人一新耳目。而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1923年北大国学门和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设立，虽仅存四年，却为“新国学”的创生及发扬光大，立下了可贵的学术范例。如今的历史挂历已经翻过了九十个年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2005年夏以来的国学“热动”，和二十年代颇有相似之处，连历史转换的背景也感到雷同。然则今天的“国学热动”，其学术水平是否已经高过二十年代？恐怕谁也不敢这样说。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这三位有资格当众说点“胡话”的国学大师，更不要说，不愿与“热”，只肯一意深研的王国维和陈寅恪，我们能读懂他们的书，已非一件易事。历史可以重复，历史的文化创举却是不能重复的。 中华民族民主精神的形成 方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1.88~92） 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民主思想进入中国社会，融入民族文化，民主精神生长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事情。近代中国人对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追求经历了一个从简单介绍，到学习和仿效，到根据中国国情进行改造的历程，戊戌维新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各种自由主义派别的民主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中国人追求民主思想和制度的社会实践。在中国人追求民主的过程中，民主文化与中华文明相融合，外来民主逐渐中国化，民主意识逐渐融入民族生活，民主精神逐渐渗透到了民族文化的深层，推动了中华民族民主精神的形成。 中国大文化纲论 王才路（《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4.76~80） 观察研究中国文化，要放宽历史的视野，从远古到现在这一长时间、远距离的时空范围内，综合考察决定中国文化历史走向的各种因素，通过分析和比较，来探究过去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从具体内容来看，即把具体时段，一个朝代或几个朝代，一个世纪或几个世纪，作为一个文化研究单元，放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大文化范围内予以具体研究，从而获得更具历史逻辑性的合理结论。从这种大文化观来看，远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历史分期，应该抛开传统的分期方法，可以把几千年文化分为五个大的阶段：一是从周公到孔子，中国文化的奠基时期。二是中国文化千年基调的确立，也即先秦两汉第一文化帝国时期。三是中国文化多元鼎盛与一元再造，即从魏晋到唐宋第二文化帝国时期。四是中国文化的因循与沉暮，即从元明到清中叶第三文化帝国时期。五是中国文化的终结与重建，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以及其后长期的中国文化变革时期。 远离集体焦虑的策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张旭东（《21世纪经济报道》，2006.12.18.(35)） 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论的自我生产的逻辑已经日益窒息在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幻觉之中，其普世主义话语也日益失掉其普遍性实质，成为一种特权的既成事实的辩护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不断上升的大国，在各个领域，每天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摩擦、磨合与冲突，感受到那种“普遍秩序”本身的自由与禁锢、无限性和有限性。在今天的世界上，面对种种强势的文化影响和社会领域的剧烈变化，如何做中国人的问题会一直困扰我们。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思辨问题，而是需要通过集体社会经验去回答、去解决。个人以思想生活的方式，只能在不同的方向上、不同的领域里不断地回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问题的起源。作为一个起源性问题，它必将不断出现，不断重复，并在这种重复的韵律里面把变与不变、新与旧、自我否定与自我认同，断裂与连续性保持在一种思想的矛盾和张力中。 自近代以来，有关“如何做中国人”或“何以中国”的集体焦虑正是那个起源性问题存在的方式，是我们探测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自然史源头的入手之处。在此，“变”的本质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跟自己不同的东西，而是把自己对象化，把对象内在化，在自我与他人，内在与外在，过去与未来的张力之中，在这种富于内在差异、冲突和矛盾的世界总体上关照自己、重新确立自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实体性并不来自主观自由——无论是它植根于“中国本质”的民族主义主观臆想。它只能存在于财产、所有权、制度、法律、价值和正当性领域的客观冲突之中。这就是当代中国的伦理世界自我确证的具体环境，而这种自我确证的真理性，最终来自这个环境，而不是来自自我的内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