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06)05-0052-04 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文化建设无疑是其核心和基础。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民族团结、形成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向心力的思想基础，是保持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社会要和谐，首先必须要使社会成员有一个和谐的精神状态，从而为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一个没有先进文化支撑的民族，要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疑是天方夜谭。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影响，西方文化及其生活方式随着经济强势席卷而来，使得文化认同成为一个摆在国人面前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正如萨义德所说：“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1](P4) 一 认同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认识论范畴，是指对共同东西的认可与接受，它是每一个个体都会碰到的终极性问题，是对自我身份和自我根源的追问，是一个涉及灵魂归宿的形而上探索。认同不仅是一种认知的态度，更重要的它是一种价值信仰，一种承诺和坚守。文化认同是在共同的语言、民族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地理环境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它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共同性的一种确认。 文化认同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石。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血缘和地缘是维系人们的天然纽带。由于社会结构的单一和交往范围的狭小，发生文化危机的外在条件极少，加之中华文化的早熟和极强的同化力，因此，在古代中国，文化认同是理所当然和情理之中的事情。但随工业社会而来的现代性却彻底打碎了这一状态，它在促进社会转型的同时，带来了空前的价值冲突。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最早可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时期。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攻击和欧风美雨的侵袭下，迫使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人们开始从不同层面对中西社会进行反思。从最初的“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到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制度变革，再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一步步暴露出在西方列强的入侵面前，传统文化的软弱无力。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自此受到了质疑，传统儒家的价值体系遭到否定、怀疑和批判。中国人对长期以来赖以生存并坚信不疑的历史和文化发生了动摇。随着千年帝国的推翻和皇权的失落，传统在民众心中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中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出现了。自此以后，一批又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重构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民族本位”与“全盘西化”成为贯穿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折射出中国人在建立新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时所经历的困惑，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西化派，由于其自身价值视野的褊狭，其所构建的文化模式，都偏离了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而最终被历史遗弃。在中华民族处于迷惑、彷徨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恢复民族文化的权威和自信心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诚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P663)毛泽东既主张“古为今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又坚持“洋为中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提出在吸收中外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文化建构理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并成为长期以来指导中国文化建设的方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也愈来愈强烈。但是也应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西方生活方式和西方文化随着资本的强势劲头汹涌而来，民族文化认同在新时期面临着新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加分析地进行批判，肆意贬低、否认民族传统；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持怀疑态度，公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照抄照搬西方的私有制和多党制；还有人否定近代以来的一切革命行动，给领袖人物摸黑，为汉奸和殖民主义者唱赞歌；一些人精神空虚，无所信从，于是，已经消失多年的腐朽的生活方式开始蔓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沉渣泛起；一些邪教组织乘虚而入，四处捣乱，对经济建设的良好环境构成了巨大冲击；在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迷信之风开始盛行，一些人热衷于集资修庙、烧香拜佛，抽签、占卦、相面、看风水，在很多偏远农村非常盛行，对党和政府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民族的生存繁衍，离不开文化的力量，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的内聚力，文化认同发生的原因虽然因时因地各不相同，但其后果的严重性却是相通的，那就是民族凝聚力的消散和现有政权合法性的危机。因此，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政府而言，文化认同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它牵涉到人心的向背、政权的稳定和对民族国家的信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文化认同是文化冲突的产物，当今社会，随着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了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造就了文化领域的多样性和变动性态势，这就使得文化冲突在所难免。文化冲突的原因在于文化认同的差异，而其实质则是背后蕴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同。一方面，文化认同引起文化冲突，另一方面，文化冲突又会强化人们的文化认同，离开了文化冲突，我们就难以把握文化认同的本质及其去向，当然也就无从明确下一步文化建设的思路。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化认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既有高度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又有极强的渗透力和持续力。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一旦形成，必然会长期地支配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使其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文化认同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其一，影响民族个性。按照斯大林的理解，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个性和行为方式。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重德重义的价值取向是这个文化传统的基本特点。传统文化高度重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古代所谓“人禽之辩”，其根本标准便是道德的有无。为封建士大夫执著追求的“三不朽”事业，其顺序依次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3]。树立良好品德，是人生头等大事。儒家一贯倡导的“杀身成仁”的气概，以及“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情操，都是尚德精神的表现，都为塑造民族个性，提升民族素养起了重要作用。其二，锻造民族精神。中华文化具有强烈的内敛性，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亲和力，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中国人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特别强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中国历史虽历经治乱分合，战争硝烟不断，但国家的统一却始终是历史的主题，爱国主义的文化认同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九流十家，但无一不把大一统的局面作为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这就使得每当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中华儿女能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以生命来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尊严。其三，培育社会理想。任何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虽然文化认同是回归过去，但其目标却是指向未来。中国文化以人为核心，以伦理为本位，是一种以和谐为特征的文化。和为贵、和睦相处、乐群贵和、合群济众等思想观念，已深深扎根在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使中华民族以礼仪之邦称著于世。早在西周时期，思想家史墨就提出了“和实生物”的命题，晏婴提出了君臣之间要“否”“可”相济，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理论。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强调的都是和。传统文化认为无伦个人或群体之间，都应和谐相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不仅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相处，人与自然之间也要和谐统一，所谓“厚德载物”，天人合一。传统文化中这种“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和谐思想，对于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的准则，并且形成了大同社会的理想模型。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今天落实发展观，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四，延续历史文化。任何文化都有自我延续和自我更新两种功能，而文化认同是文化延续的基础。而延续则是更新的条件，因为文化的发展，无疑是一个辩证的否定过程，离开对既有文化的继承，新文化的创造只能是空中楼阁。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充分显示了文化认同所彰显的巨大创造力：哲学形态先后经历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文学上依次出现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种延续与嬗变的统一有机结合，充分体现了文化延续与文化更新的辩证统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能使文化传统失去其应有的同一性，又不能坚持僵死不变的同一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种旧邦新命的历史文化意识，是我们在社会转型时期应有的文化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