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6)05-0108-08 “民族认同”是个复杂的问题,这一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一般说来,民族认同本质上还是一种主观意识。它体现为个人自觉体认到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因此,它更偏重于信念、价值、忠诚等文化心理层面。在19世纪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在20世纪以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为核心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民族认同都彰显了它强大的向心力和亲和力。民族认同研究的核心课题,也集中在讨论其强大的向心力和亲和力是如何形成的:民族认同是基于共同语言、地域、血缘等这些自然生成的历史因素,还是一个依托于现代社会体制而产生的“后天”现象?对此,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这无疑突出了民族认同问题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以下,本文将选取一个独特的角度——“时间性”,来讨论民族认同如何建构的问题,进而揭示出这一建构过程的不同路向和不同观念。 民族认同的时间性 在民族认同建构的问题上,学界主要有两类观点:即“原发主义”观和“现代主义”观。“原发主义”(primordialism)观出现较早,以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为代表,他从挖掘民族认同的起源入手,认为它扎根于历史之中。民族认同可以追溯到前现代时期,它是存在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基础性和持久性的力量。这种观点主张,由于语言、地域、血缘,或是其他一些原因,民族认同原发性地从属于一个共同体,并体现为独特的文化传统——这表现在语言、宗教、习俗、神话等之中。它存在于成员的意识深处,具有持续的约束力。“现代主义”的民族认同观则是近数十年来的主流观点,它与前种观点相对立。盖尔纳、霍布斯鲍姆、安德森等人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运动,是为了实现新的社会规划而诞生的意识形态。而民族认同也是一个现代现象,它出现在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特定时期,是现代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的产物。 综合地看,上述两种观点分别揭示出了民族认同建构中的一些重要因素,但是,它们各自的缺陷也是明显的。正如“现代主义”观所揭示的:“原发主义”观把地域、血缘、语言等因素视为民族认同建构的本质性因素,这是一种极端。但“现代主义”观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相对忽视了历史经验在民族认同建构中的重要性。可见,“原发主义”观和“现代主义”观的对峙,与其说是解释了民族认同建构的问题,不如说是揭示了这一进程中诸因素彼此矛盾而又相互结合的复杂状况。其矛盾的核心就在它们对“传统”与“现代”(即所谓的“前现代”和“现代”)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这正是本文提出认同“时间性”的理由所在。 所谓“时间性”,是指在民族认同建构路径中,始终贯穿着对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时间层面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而“原发主义”观和“现代主义”观对传统与现代的不同态度,本质上体现了它们对民族认同“时间性”的相异立场。前者将民族认同建构的合法性指向过去;而后者在把民族认同定位为一个现代现象的同时,则体现出从“未来”获取合法性的趋势。从这一角度看,上述两种民族认同观各自的偏颇之处也就相当明显。民族认同问题的多维性表明:民族认同虽然具有鲜明的当下性,但作为一种集体认同形式,它既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历史问题,同时还特别与民族的未来密切相关。因此,只从某个维度来考察民族认同建构的问题,无疑会削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本文以为,抓住“时间性”这个中心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切入民族认同建构中的内在矛盾,并重新审视其中看似纷繁复杂的各种路径。对于这一点,以下将结合中国现代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加以分析。具体地说,在中国现代民族认同的建构中,从过去汲取合法性,以及从未来寻找合法性的两种路径是同时并存的。 认同的现在—未来型建构 现在—未来型的认同建构是一种常见的认同建构路径。这一路径强调的是如何将现在更好地引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所以它基本上是一种“未来导向”的建构。在这种建构中,认同的未来指向民族自立、强大和繁荣,现在不断地成为迈向未来的新起点。这种认同建构的时间维度是向前看的,它把现在与未来关联起来,依据进步论的历史观,不断地阐释未来的无限可能性。于是,追求新事物、新社会和新文化成为这一认同建构的基本内容。 回顾中国近代以来所走过的现代化转型历程,可以说民族认同建构的路径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现在—未来型的路线。它预设了伟大民族复兴的理想,强调通过种种革新来实现这一伟大理想。近代以来,从康梁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革命,都鲜明体现出这一现在—未来取向。新思想、新事物、新文化不断地被引入认同的文化建构过程。我们知道,认同建构并不是发生在抽象的精神理念层面,它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文化建制展开的,这种现在—未来型的认同建构典型地表现在教育、语言、媒介等领域,它们承担了塑造国民认同的重要机能。 第一,作为认同建构机制,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与传统的“私塾”体系是截然对立的。中国现代民族认同的建构中,现代教育体系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具体地说,正是以这种教育体系为基础,新的价值观和认同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代旧的传统,并培养出了大批量的、保持平均水准的民族共同体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