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6)06-0048-05 我们正面临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和谐社会是当今人类的普遍追求。过去大规模的社会转型都是通过战争（包括宗教战争）、暴力革命、血腥镇压来完成的，这给人类带来极大的苦难；再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在科学高度发展，权力空前集中的今天，人类的前途只有毁灭。正如莱切尔·卡逊所指出的：今天，人类正处在走向毁灭或者美好生存的“十字路口”！ 一、西方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从西方来看，早在20世纪初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就是一种文化自觉。到了21世纪，这种自觉达到了更加深刻的程度。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的死亡①。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②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在这个基础上，西方学者提出人类需要的是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这是对另一种全球化的期待。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一方面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寻求重新再出发的途径；另一方面广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并以之作为“他者”，通过反思，从不同视角更新对自己的认识。 新出版的J.里夫金的《欧洲梦——欧洲梦是如何悄悄地使美国梦黯然失色的》③一书提出：我们正处在后现代与正在浮现的全球时代交叉的十字路口，处在衔接这两个时代之间断层的中间地带。他认为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帝国霸权的出现，世界已显示出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这就是文化的全球化——建设一个全球多极均衡，多元共生的世界。J.里夫金所谓的“美国梦”是指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财富，而较少关注更广阔的人类福祉；“欧洲梦”则是强调生活质量、可持续性、安定与和谐。在里夫金看来，“欧洲梦”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根据这种历史观，在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性文明里，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即将受到修正。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应该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可持续的、保持稳定的经济的状态下，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物质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作为“欧洲梦”两大支柱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生态意识在各方面都是现代思想的解毒剂，它承认每个人的经历和愿望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并将人性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而地球本身最值得关怀，这就是可以将力量凝聚起来的未来的蓝图。当然，在我们看来，这一切远非欧洲的现实，而只不过是一些不满现状的美国人对于欧洲想象的乌托邦，但它却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想和路向，一种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这种思想和路向与我国最近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从“以物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正好相合。 二、和谐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指天和人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体。《易经》认为“天道”，“地道”，“人道”，三者的道理是统一的，都是乾坤的表现。“易，一物而合三才，天（地）人一也，阴阳其气，刚柔其形，仁义其性”（张载）。既然是相互关联的统一体，“天”和“人”就有一个相通的、共同的道理，所以说“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就是“知天命”。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贺》），“天”的道理要由“人”来彰显。如朱熹所说：“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也就是说“人”对“天”有一种内在的责任，人不仅要“知天命”，还要“畏天命”，要对“天”有所敬畏，按照“天命”行事。例如“天”有“盎然生物之心”，人就要体证“天道”，也有“温然爱人利物之心”（朱熹）。总之，“天人一体”，“人”得“天”之精髓而为“人”，“天心”、“人心”实为一心。“人”有其实现“天道”的责任，人生之价值就在于成就“天命”，故“天”、“人”关系实为一内在关系。这样一种思维路径，不仅可以使我们走出“天人二分”（天人对立）的困境，而且也为人类走向和谐的人生境界开辟了道路。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即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也很重要。当今人类社会所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仅涉及“自己与他人”、“人与社会群体”，而且也涉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种种冲突。儒家的“仁学”对于缓解冲突，造就“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孔子“仁学”的出发点，首先是亲亲、爱人，并推己及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是由情感出发的，“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之爱人，仁也。”，“孝之放，爱天下之民。”“仁学”要由“亲亲”扩大到“仁民”。要“推己及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作“仁”。“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实现“仁”的准则。 其次是克己复礼。把“仁”推广到社会（全人类社会），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克服私欲）和“复礼”（复兴礼制）不是平行的两个方面，费孝通先生解释说：“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一个人进入社会，必须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礼）；一个国家要进入世界，也必须遵守世界的最基本的“公约”。这就是说，要克服自己的私欲，以使做人行事能符合礼仪制度规范。“仁”（爱人），是人所具有的内在品德（“性生仁”）；“礼”是规范人的行为所必需的外在的礼仪制度，也包括含有强制性的权力、上下等级、尊卑贵贱等统治模式。“礼”的严苛可以用“乐”来“协调”，这就是“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春秋繁露》）。总之，“礼”的作用是以共同的规范和秩序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相处，所以说“礼之用，和为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