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两国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又互相毗邻，但古代文化的发展和表现形态迥然有别。就神话和历史而言，印度古代神话发达而史学不发达，中国古代史学发达而神话不发达，形成鲜明对照。个中原因，值得研究和探讨。 印度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属于吠陀时代；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4世纪属于列国时代，也可称史诗时代。与印度这两个时代大致对应，中国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771年属于商周时代；公元前770年至公元220年属于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 世界各民族都有一个从神话传说时代进入历史时代的过程。进入历史时代的标志是史书的产生。中国春秋时期出现的《春秋》是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的纪年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此后，历朝历代编撰史书，绵延不绝。然而，印度古代称之为“历史”(itihasa)和“往世书”(purana)的众多作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史书”，而是神话和历史传说。印度直至12世纪产生的迦尔诃纳的《王河》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书”。① 神话的产生和发展既与人类早期的原始思维方式有关，也与口耳相传的文化传播方式有关。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判断，中国夏商时代的传播方式也是以口耳为主。但从商代后期开始重视文字记录。 《尚书》中所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指的就是用竹简或木牍记录历史事实。从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看，现存最早的简帛文献属于战国时期。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说过：“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诗教上》）但他说的“著述”是指诸子的著述，而非收藏在皇家“石室金匮”中的“谱牒”和“六经”之类的典籍。这些情况大体说明中国上古时代早期的传播方式也是以口耳为主。而从战国时期开始盛行书面文化。 中国古代重视书面文字记录和史学发达，势必强化理性思维而抑制神话的发展。而印度古代长期采用口耳传播方式，口头文化发达，创制和传承下来的古代神话传说在数量上堪称世界之最。与印度相比，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上古神话传说大多是零散的片断，散见于各种古籍，不成系统，《山海经》这样的专集成了罕见的例外。但从这些零散的记载看，中国上古神话中，各种神话母题、原型或因子也都具备。这说明世界各民族上古时代的神话思维是相通的，只是在中国古代缺乏合适的文化土壤，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 《梨俱吠陀》是印度，也是印欧语系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将这两部诗集进行比较，便可发现《梨俱吠陀》以赞颂天神为主，而《诗经》以展现现实生活为主。《梨俱吠陀》中赞颂的众天神是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人格化。即使其中有一些诗侧重描写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也往往含有颂神的内容。阅读《梨俱吠陀》会强烈感受到印度吠陀时代是一个天神主宰人类世界的时代。《诗经》中的诗篇分成“风”、“雅”和“颂”三类，其中大多描写世俗和人情。虽然“颂”中也有一些用作祭祀的颂诗，但数量不多。这些颂诗主要赞颂天或帝和祖先。天或帝是自然之天或氏族始祖的神化。祖先则是传说中的氏族祖先。虽然在追溯祖先的出生时，有时带有神话色彩，如《生民》一诗中记叙有姜嫄踩了帝的大脚趾印，怀孕生下后稷（周人的祖先），又如《玄鸟》一诗中记叙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意谓简狄吞食玄鸟之卵，生下契（殷人的祖先），但都没有将祖先视为天神，或者说，至多视为带有神性的氏族英雄。 《梨俱吠陀》的颂神诗中有时也会涉及历史事件。但《梨俱吠陀》注重的是颂神，而不是历史事件本身。譬如，提到战争胜利，目的是颂扬得到因陀罗或其他天神的庇护和帮助，而不是颂扬人间英雄的事迹。因而，《梨俱吠陀》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大多是零散的片断，如著名的“苏达斯和十王之战”散见于一些颂神诗中，并无连贯一致的完整描述，具体情节模糊不清。而《诗经》中则有一些具体描写民族历史（《生民》、《公刘》、《緜》、《皇矣》和《大明》）和民族战争（《出车》、《六月》、《采芑》、《江汉》和《常武》）的诗。如果说《春秋》是用散文体记叙的历史，那么， 《诗经》中这些诗可以说是用诗体记叙的历史。事实上，《诗经》也成为《史记》依凭的史料，正如司马迁自己所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殷本纪》） 现在国内学术界常常把《诗经》中的这些历史叙事诗称作“史诗”，并不妥当。因为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诗”。这显然由于中国将印epic一词译成“史诗”，久而久之，很容易让人按照这个译名的字面义，将“史诗”简单地理解为描写历史的诗。其实， 《诗经》中的这些历史叙事诗，完全可以按照中国传统诗学术语，称为“咏史诗”。或许用久了，要改也难。但在学术上，应该分清这两个概念。 印度吠陀时代产生的四部吠陀——《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在吠陀时代后期成为婆罗门教经典。而中国先秦时代产生的五经——《诗经》、《尚书》、《三礼》、《易经》和《春秋》在汉代成为儒家经典。儒家思想富有历史意识和理性思维。孔子所谓“不语怪力乱神”以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大致可以说明儒家对待神话传说和宗教祭祀的基本态度。这样，中国上古神话传说没有进入中国古代文化主流，而是作为一个支流存在和发展。 在印度吠陀时代后期产生的各种梵书是阐释吠陀的祭祀学著作。婆罗门祭司在解释一些祭祀仪式的起源和意义时，采用或创制神话传说。宗教和神话处在一种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中。与《梨俱吠陀》相比，梵书中的这些神话传说的故事情节具体充实，为此后史诗和往世书神话传说的充分发展开辟了道路。印度列国时代产生的史诗和往世书都以口头方式创作和传播，经历了层层累积的漫长成书过程，最终形成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大小各18部往世书。两大史诗的定型时间约在公元四、五世纪，各种往世书的定型时间还要晚得多。而这些作品最后定型的篇幅都很庞大，尤其是《摩诃婆罗多》达到“十万颂”，相当于希腊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篇幅总和的八倍。史诗和往世书是婆罗门教系统的作品。此外还有佛教和耆那教经籍中的神话传说。因此，印度古代的神话传说资源在世界各民族中最为丰富。而与印度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古代以二十五史为代表的史书资源在世界各民族中最为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