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没法不传播” ——美国大学传播学教科书上的引言 “谁掌握了传播的入口，说就掌握了整个世界” ——传媒巨头鲁伯特·默多克 “传播是文化的核心，它实际上也是整个人类生活的核心” ——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 了解跨文化传播这门学科的意义和功用，我们可以从上述三段话入手。 第一段话揭示的是传播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一种现象：与家人和朋友进行的人际传播，在单位或社区进行的组织传播，以及通过书报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进行的大众传播，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 第二段话揭示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和传播在世界地缘政治角力中所扮演的日渐重要的角色。如果说在殖民时代和冷战时代，帝国或超级大国凭借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攫取全球霸权的话，那么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下，这种“硬实力”已经不再是决定谁能掌控世界的唯一条件，以文化、意识形态和传播为核心的“软实力”日渐成为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因此，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传媒文化领导权”的争夺。生于澳洲的默多克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全球化语境下出现的新变化，充分把握了一切可能的契机，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美的“传媒帝国”。无怪乎英国首相布莱尔在遭遇政治危机时，也要不辞辛劳亲自拜访默多克，寻求他的支持。 第三段话是跨文化传播学的创始人霍尔的一句名言，道出了这门学科的根本意义所在：它既涉及了个人生活的微观层面，又指向国家、民族和全球化这样的宏大主题。由此可见，跨文化传播所探讨的是全球化时代人类在各个层面上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因而成为在当今世界影响越来越大的一门“显学”。 我们再来看两个与中国有关的事件：一个是国家有关部门近期大力推行的中国公民海外旅游的“形象重塑工程”。这—方面说明中国的国力日趋强盛，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走出了国门。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些是由于人文素质和文明礼仪的缺乏所引起的，而更多的则是由于跨文化传播中的冲突、矛盾和“误读”所引发的。比如，中国人喜欢与初次见面的人拉家常、套近乎，打听别人的年龄和收入，这倒不一定关乎文明素质。但这往往会引起西方人的厌恶和反感。又如，上海游客自称“阿拉”，被穆斯林误听为“安拉”，成了渎神的言论，也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文化冲突。另一个事件是最近在国际传媒上盛传的由“英国对外事务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国家形象和品牌塑造”的报告。其主要结论是：海外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可度与中国国力的增强并不成正比。许多接受调查的外国人还是把中国与“廉价商品”、“缺乏诚信”、“缺乏教养”等负面符码联系起来。此外，中国还缺少能够被世界所广泛接受的文化品牌——尤其是有关“新兴”中国（相对于“文明古国”而言）的“符码资本”。这两个事件充分说明，无论是从个人的微观层面上还是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上来看，开展及时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跨文化中的“陌生人”、“边缘人”和“世界公民”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其更为准确的中文译文应当是“文化间传播”）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从学术源流上来看，跨文化传播学从传统的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语言学和比较文化研究）和20世纪初期新兴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当中借鉴了一些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20世纪早期，由德国哲学家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提出的“陌生人”的概念被视为跨文化传播的“基石”。作为一名犹太裔的知名学者，齐美尔从自身的社会和文化体验出发，指出“陌生人”并没有完全融入其所属的那个社会或文化体系当中。他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距离”。人们往往是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陌生人”。这是因为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陌生人”的行为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的，因而是“怪异的”。如果怀疑得不到消除，人们便会对“陌生人”产生恐惧心理，继而发展到仇视，引发种种非理性的“排外行为”。由此可见，“陌生人”如何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进行交往和沟通？这正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所在。 在齐美尔的“陌生人”概念的基础之上，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进一步提出了“边缘人”(marginal man)的概念。他把“边缘人”定义为“一种文化杂糅的产物，他们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的边缘，但是并不能完全融入其中”。因此，“边缘人”对于这两种文化而言都是“陌生人”。 齐美尔的“陌生人”和帕克的“边缘人”概念都是在20世纪初期世界各国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下提出的。在经济、文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现实的今天，这些概念被一个更具时代特征的提法——“世界公民”(cosmopolite)——所取代了。后者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 (Robert K.Merton)提出的。20世纪40年代末，他对纽约附近新泽西州的一些社会名流进行了调查和访谈，发现这些颇有影响的人物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当地人”(localites)和“世界公民” (cosmopolites)。前者为当地社区内成员所熟知，具有相当强烈的“本土认同”，他们主要阅读的是当地出版的报纸。相比之下，后者受教育的程度更高，外出旅行的次数更多，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更长，他们接触的是《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这样更具有“全球视野”的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