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过去数十年中，随着通讯与传输技术的发展以及众多社会及文化革命的发生，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世界正变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在未来若干年中，变革的程度与复杂性仍将继续加大，这将对构成现代人生活基础的一些想法和信仰构成挑战。为了能够成功地驾驭全球化的激流，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必须学会一套特殊的知识和技能，即全球传播能力(glob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只有依靠全球传播能力，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才能在全球化社会中有效并有创造地进行传播和交流（Chen和Starosta,1996,2005）。 全球传播能力的知识和技能，不仅通过培养人们的多元文化身份助其成为多元文化人，而且培养人们对这种多元身份的观念意识，进而维护多元文化的共存，从而发展出一种全球公民文化 (Adler,1982; Boulding,1988; Frederick,1992)。因此，对于文化差异来说，全球传播能力是培养包容与相互尊重的关键；无论从未来人类社会的哪个层面说，这种能力的意识都是全球公民身份的标志(Belay,1993)。这也是本文在全球语境中考查传播能力这个概念的目的所在。 全球化(Globalization) 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转型，这两种主要的趋势标志了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出现。 首先，过去一个世纪中，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紧密的网络。1844年电报的发明是这一系列巨大变革中的第一步。然后是1875年Alexander Graham Bell发明电话，1956年成功铺设海底电缆，1960年发射第一颗通信卫星，1977年建立光纤通讯体系，还有最近发展的电子通信系统如电子邮件、BBS、电脑会议、网页等；再加上传输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已经在本地区、跨地区以及全球的不同范围内相互联系，进行教育、经济、旅游及社会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互动。科技的发展使全球化趋势不可避免，不可逆转(Eichengreen,1999; Harasim,1993)。 在这些通讯及信息技术中，互联网的贡献最为显著。随着联网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互联网模糊了大众传播与个人传播之间的界线；通过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互联网给来自不同社会、无论是否相识的人们以交流的机会，这使个人信息和公众信息都更为快速和方便地在国家间传递(Larson,2000;Ma,2000)。上网成为一种日常活动，网络也成为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互联网的使用也带来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这不仅重新定义了时间和空间，还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区域让人们享受畅所欲言的自由。通过在互联网上投身自我形象、创建虚拟真实，我们的物质存在及环境得以延伸；让不同群体的人们得以走到一起的新社区诞生了(Chen,2000;Moley,1991)。 第二，通讯和传输技术的变革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面貌。比如说Citicorp,Coca-Cola,Exxon,Gillette和Sony等公司50%以上的商业收入来自本国以外的市场；AT&T,GM,Marriott,Motorola和 Wal-Mart等产业公司同样在过去十年中就全球化趋势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Gupta和Govindarajan,1997）。国家经济以及市场的旧格局已逐渐被全球化体系所取代。 从管理和传播的角度，Adler(2002)把经济组织的转变过程描述为从地区公司、跨地区公司、跨国公司向全球性公司转变的过程。一个全球性的公司需要有跨国界的敏锐嗅觉以发掘世界各地客商的潜在需求；然后从客商所处的文化出发，将这种需求以准确而恰当的方式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和服务，并送达客商手中。 全球化的经济转变无可避免地改变了产业世界的面貌，同时带来了新的消费者、新的公司、新知识和新工作（O'Hara-Devereaux和Johansen,1994）。因为新的消费者遍布世界各地，很难将之集中起来，所以全球性市场几乎给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包括科技、管理、文化、语言等等都带来巨大的挑战。而新型公司的出现要求有新的公司文化以适应新环境，这又给原有的组织结构带来挑战(Chen,1999a)。换句话说，以新的方式管理好特点多样、分工复杂的员工，这将成为全球性经济实体能够生存的根本条件。创意、工艺、信息等新知识将越来越成为无形的产品而与传统的有形产品并行。为了有效地传递这些新知识，全球性商业活动必须被转化和翻译为多元文化形式。而全球性的新工作则反映了一种分散形式的劳动力的出现。在这种劳动力形式下将产生基于文化多样性的新型用人关系。因此，为了能够灵活地解决劳动力分散的问题，必须在员工安排和组织管理方面制订改革方案。 全球化过程不仅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还将人们的生活圈子扩大到全球的范围。但这其中仍有一对矛盾，即本土身份与全球多样性之间或者说同质性的世界文化与异质性的各地文化之间如何进行协调(Chuang,2000; Zhong,2000)。Naisbitt(1994)将这两股力量之间的辩证冲突称为“全球性悖论”，意指这样的现象：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越高，其中最小参与者的影响力越大。于是全球化“既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对文化差异进行整合，同时又反映了人们发展鲜明的自我或者说文化身份的需要”（Chen和Starosta,2000a，第5页）。通过传播活动，人们如何整合不同的文化身份和利益、协商与共建文化身份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公民团体，这将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Boulding,1988; Collier和Thomas,1988; Lynch,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