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冬月，在英国学术院的安排下，我有幸采访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领袖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1932-)教授。临别时，为了让我更好地了解他的思想学术情况，他提议我找大卫·莫利 (David Morley)和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聊聊，并推荐我阅读麦克罗比的新书《文化研究的用途》。 麦克罗比不巧没见到，但霍尔推荐她的那本书却在书店里买到了。回国后细读此书，感觉有必要将其中有关霍尔的要点介绍出来，——在霍尔研究尚未展开的中国学术语境中，以作此项研究的入门，并可能由此而窥见英国文化研究的堂奥。由于霍尔不相信其他学者对他的评论，例如他甚至于骂Chris Rojek的《霍尔》一书为垃圾，这也许是他的怪脾气，所以无论怎么说，麦克罗比的霍尔平议就具有了特别的价值。 这是一本教材性质的著作，由英国著名的 Sage出版公司于2005年推出。该书属于对“文化研究”的概论，但与通常“概论”有所不同，它不是以“论”带“史”、带“人”，而是将当代文化理论的主要论题置于具体的理论家之个人性的著述之中，这样安排的好处是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这些论题是如何哺育和构成了文化研究这门学科”，另一方面或许更有意味的是呈现出文化研究的复数形态或众声喧哗：实际上，它“不是一门壁垒森严的学科，而是一个移动着的领域，一个充满争论和辩难的场所”①。超乎这种学术性考虑，书名中“用途”则是说本书还将由此而揭示出文化研究对于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可能具有的“用途或价值”。理论必须有用，这是英美的传统了，作者表示：“正是这种效能将我引向在本书中对六位主要文化理论家著作的聚焦。”② 我不清楚霍尔是在何种意义上欣赏此书的，他当时没有说明，但就“概括地”抓住霍尔对文化研究的“特殊性”贡献而言，麦克罗比所选择的写法恐怕是最适宜于达到这一目的了，加之又是一个他所信任的作者。 对霍尔思想的评述被作为该书的首篇，其他五篇依次是关于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霍米·巴巴、布尔迪厄、杰姆逊的。这种谋篇布局显然并不直接就是文化研究学派的金字塔或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但确也暗示了麦克罗比是将开创文化研究的首功归于霍尔了的。③对霍尔的尊崇，此外，还隐约地表现在她将马克思、阿多诺、本雅明、阿尔都塞、葛兰西、拉克劳和墨菲与霍尔平列，认为一门当代文化理论课最好以讲述这几位大家的思想作绪论，④这也就是说，霍尔，当然是与其他人一道，奠基了当代文化理论或文化研究。 那么具体而言，霍尔为文化研究做出了哪些特殊性的贡献呢？麦克罗比选取了霍尔学术生活中三个范例性的时期来说明。这三个时期是：“电视（1970年代中期），撒切尔主义的‘威权平民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1980年代后期）和多元文化主义”⑤，其中第三个时期未言具体时间，而以2000年发表的两篇关于多元文化问题的文章为代表。这种示例性的写法对于兴趣广泛和多变的霍尔可能多有不逮，挂一而漏万，但长处则是具体、入微、鲜明，且或较“综论”型写作要客观也更贴近于对象一些。 一、媒介：“复杂统一” 对于第一个时期，麦克罗比给出的例子是霍尔等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期间以“媒介小组”名义所发表的《时事电视的“统一”》（The Unity of Current Affairs Television）。该文是对英国广播公司一个名为“全景”的时事政治电视节目的专案研究。但远不止是对“某一”“电视”节目的分析，麦克罗比试图说明，它标志着霍尔文化研究生涯的媒介时期。在此时期，霍尔所关注的重心是“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大型意识形态机构具有其自主性，权力之潜在的阶级关系如何只是在‘最终’才变得明显起来。”⑥表面看，“它们的运作好像跟经济、经济的生产方式以及劳动组织几无瓜葛”，而实际上，“这种自主性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却是以各领域例如新闻记者与政治家之间的冲突而更有效地服务于资本主义秩序。它们生产出一种各有利益的幻觉，而其实则是掩盖了现存社会秩序那些基本的资本主义要素所具有的一致或统一，它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被保护、争取和再生产出来。因此就有‘复杂统一’(complex unity)这一术语的使用。”⑦ 就对资本主义新闻实质的揭露而言，此时的霍尔具有其一生中最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这是阿尔都塞延及霍尔的一个方面，即把意识形态生活化和文化化（或“内在化”和“理性化”⑧）地一直推演到“市民社会”，在此就是看似免疫于党派政治的电视媒介机构；而另一方面，霍尔还看到了媒介、国家和政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也就是前引所谓只是在“最终”才呈现出权力的阶级性质，在“开始”与“最终”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可能变化，就此说，霍尔又非一个简单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当时那种粗糙的左翼。 正是借着这样的思想洞察，霍尔在流行的“同谋论”(conspiracy thesis)、“取代论”(displacement thesis)和“听任论”(laissez-faire)之外，独创一种新的更切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媒介研究模式，麦克罗比称之为“对于媒介（作为指意实践）与权力之间题的显微学研究”⑨，或许，我以为，“复杂统一”论是一个更富提示性的命名，其中既不乏麦克罗比“显微”下的“复杂”情况，又增加了“宏观”上的“最终”的“统一”，再还呈现出它们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