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及若干问题 包智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1.27~31） 生态移民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发生的迁移活动，以及由此活动而产生的人口迁移。它可分为自发性生态移民与政府主导生态移民、自愿生态移民与非自愿生态移民、整体迁移生态移民与部分迁移生态移民，等等。确定迁出地与迁入地是移民工程成败的关键。我们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既要考虑保护和恢复迁出地恶化的生态环境，也要考虑不会对迁入地造成新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对移民的经济补偿方面，在做到补偿充足的前提下，配以相应的政策措施。在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时，一定要让移民自身参与政策和计划的制定，以避免外力强制作用下的文化改变。应尽量采取对社会文化变迁影响较小的迁移方式，即如果能采取整体迁移，就不采取部分迁移的形式；如果能采取近距离迁移，就不采取远距离迁移的形式。在迁移后的主导产业方面，也应该选择变化较小的类型。 拆北京：记忆与遗忘 赵旭东（《社会科学》，2006.1.115~125） 北京正经历着一种巨变，这巨变可以在一个非常流行的象征符号“拆”上得到具体的体现与表达。“拆”是一种媒介，由此某些背景中的被遗忘的事情可以被唤醒而进入到记忆或者前景之中，它服从于一种“逆遗忘恢复”的原则。“非此非彼”以及“处于中间”而非“对立”可以看作是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一贯核心特征。表面上，通过“拆”，某种东西要被拆毁而其他东西要被记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讲，这也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再界定的过程，或者说是统治与服从之间的一种循环的游戏。 把传统性和现代性看成是一种流动的过程，这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前者被转化为从记忆到遗忘的过程，而后者则被转化成为一个相反的过程，其过程是从遗忘到记忆的唤醒或者启动。换言之，最好把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相互切换的关系，即前景与背景之间的切换关系。在此意义上，北京的“拆”被调动起来去指明即将到来的现代性，其意义不过就是指最近的过去，或者是远古中国的一种逆遗忘的恢复。 原生态文化价值体系正逐步消失 徐晓军（《社会科学报》，2006.10.12.②） 农村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社区记忆正在逐步消失，特别是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在现代化的车轮挤压下其生存空间日益萎缩。一些经典的文艺活动和文艺人在人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褪色导致了文艺人迫于生计相继转岗，而作为基础载体的文艺人才的流失又加剧了民间非物质文化的萎缩。与此同时，原有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瓦解熄灭了农民文化参与的热情；集镇生活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模仿和对周边农村的辐射，带来了城市文化下沉和乡村文化接受现代改造的双重压力；农民工在城乡间的空前大流动，使农村文化开始出现由器用文化层向观念文化层，由浅入深、由部分到整体的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 王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人文社科，2006.4.37~46） 生态思潮的主要诉求是重新审视人类文化，进行思想文化批判，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唯发展主义和科技至上观。除此之外，还包括与征服掠夺、占有、二元对立、自然对象化、欲望满足动力和消费文化等相关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具体的生态治理实践，却能够为挖掘乃至铲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之根做出贡献，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贡献。生态思潮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此。对于生态文化的重建来说，生态整体主义、生态的发展观和生态的科技观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们构成了生态文化的基础。 现代性节日：选美、性别与民族主义 贝弗莉·斯道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1.78~81） 在现代社会当中，社会主张女性与男性是平等的，而选美却对女性的行为有着极其严格的限制。在这种理性的社会宣言与实际的行为规范中间存在的实际上是关于女性角色的矛盾。而选美仪式恰恰为展示矛盾提供了一个舞台：仪式试图将女性定义为男性的附属物，但同时它又为部分妇女创造了一个借由仪式获取权力的机会。正像特洛伊海伦神话的例子，权力与性别之间为美貌或美色的概念掩盖了。因此，如果我们将选美仪式视为一个论争场域，那么女性在现代民族国家与全球舞台中的角色问题则是这一场域中的永恒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