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文化心态不是正常的文化心态 姚鹤鸣 中国人文学者有着明显的弱国文化心态症候 当下，经济全球化业已形成态势，文化全球化也正加快速度进行着。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文化学者，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文化形态的研究，摆正文化心态都是迫切需要的。自古以来各个民族的文化就有着强势和弱势之分。由于这样的区分，身处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人文学者往往在文化心态上天然地会产生优越感和自卑感。远者不必说，想想中国近代之前，我们民族的学者是何等地为自己拥有灿烂的中华文化而自豪，然而自19世纪中期始，整个知识精英界出现了普遍的文化危机感。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封建帝国大门，面对着隔海而来的崭新的文明世界，从封建文化的温床上长大起来的文化精英，明显地如梁启超一样感到自己国家的三个不足：“器物上感觉不足”；“制度上感觉不足”；“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尤其是这第三个文化上的不足，使得他们感到揪心的疼痛，因为中华民族有过战败之辱，却从来没有过文化上的低人一等之感。现在，他们真正感到了这文化上的危机。由是，弱国文化心态就产生了。从胡适的“万事不如人”到当今坚决地抛开（至少说是暂时搁置）传统的民族文化，成为一百多年来的主流风气。这确实是人文学者很难逃脱的宿命。 事情虽然难办，但是，弱国文化心态终究不是人文学者一种正常的文化心态。就近20年来的情况看，中国人文学者的弱国文化心态有着两个方面的明显症候。一方面，由于一百多年民族的积贫积弱，文化上的认弱感和自卑感已经历史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里，成为一部分人文学者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华民族自己文化上的缺憾和不足，于是，求助于西方的文化，借鉴甚至直接横移西方的文化，而且这一做法也确确实实给我们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文化的生机。反映在文学上，全盘接受西方文论。这种历史的逼迫和选择，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最后20年。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国门关闭之后，又打开了国门，看到了国外纷纭变化了的文论历史，我们中间的许多人眼花了，于是又急冲冲地追赶而去，迅速而又囫囵吞枣地把西方近百年的文论发展历史压缩进我们的头脑里。总之，这些人是在不停地追赶着西方的文学潮流，把它们的一切概念、范畴、体系搬用过来，写进自己的论文、专著和大学教科书。这种情况，在整个80年代成为引领文学和文化领域研究的典型时尚。而与此相反，另一方面，面对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以强势扩散到我们国家和民族区域内部，则感到无比的忧虑和恐惧，为此，一部分人文学者便奋起反击，他们特别注重于民族文化的挖掘，提炼民族文化的精华，以此惊醒国人的蒙昧，激励国人的民族自尊，并最终争取我们民族话语的权力。这一做法，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思想来解释，那就是，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加快，随着美国文化对其他弱势民族文化的强侵入，文化领域里本土化呼声也随之日益高涨，这可以看作是对前者一个强烈的回应。90年代以来，“复古热”、“读经热”、文学上“失语症”的讨论，都是由此而来。 上述两个方面，前者的做法，显然带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味道。而后者的做法，本着民族主义的立场，却也多少掺杂着盲目排外的嫌疑。对于前者，弱国文化心态昭然无疑，人们对之的批判已经众多，似无再说的必要。对于后者，由于怀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的情怀，其隐含着的内在的弱国文化心态容易为人忽视，因此有必要加以仔细的分析和批判。 破除传统文化的枷锁，发扬宏放的文化精神与平和的文化心态 在当今世界上，经济全球化带领下的文化往来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是完全平等和合理的全球化，其实质是西方化，是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制定出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一整套的游戏规则一体化。这种“全球化”具有“侵略”的性质。虽然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全球化”对于东方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有有利的一方面，但毫无疑问有害的一方面也不能轻视。然而，我们不能从中得出“对着干”的错误心态，一种实质上的弱国文化心态。塞缪尔·亨廷顿以他敏锐的眼光看到了世界的矛盾，其“文明的冲突”的思想极具先见之明和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他的全部观点。虽然“文化的冲突”客观存在，但也要看到而且必须要看到“文化的交往和融合”。而且正是后者，给世界文化的发展，也给各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带去强大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确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任何传统，却又总是利弊双得。它的利，在于使得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整体而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得一个民族文化绵延长久而滋润一代又一代的子孙；它的弊，则在于使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容易形成为封闭圈，它所形成的传统外壳很难突破，非得有一个强大的外力才能促使它变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百年前很大程度上就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封闭圈。中国是一个很值得骄傲的文明古国，然而又正是这悠久的古文明给中华民族套上了无数的束缚手脚的枷锁，并且越悠久，它因袭的传统负荷越重，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结构上的许多弱点：好静怕动，求稳怕乱，以及建立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大一统政治基础上的血亲意识和群体意识。这一些文化心理特征几千年来不知扼杀了多少人的创造能方。如果不破除这些精神文化的枷锁，中华民族就无以再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百余年来，经过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仁人志士们正是借助于外力来打破传统文化的外壳，从而使得我们有今天的巨大社会变化。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看到中国在和外民族文化交流影响所发生的这一变化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