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图像人类学”或“比较图像学”的方法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言所不追，笔故知止”。这些话语表明古人的智慧早已经意识到语言表达的有限性和遮蔽性。对语言工具的不信任感肇始于道家圣人们早期的修道体悟经验。这种清楚的意识也催生出古代文论中一些著名的高论，什么“述而不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什么“得意忘言”；什么“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直至今日，人们依然津津乐道“一切尽在不言中”。好在人类的符号意指系统除了最常用的语言之外，还有更加古老的视觉符号系统。视觉符号以具体可感的形象、意象、画面、造型和象征来传达意义，恰好成为弥补“道可道，非常道”的语言缺陷的替代性选择。当我们说“图像的蕴涵远远大于语言和文字”时，也就相当接近了对图像特有的视觉说服力的认识。而当我们在对图像的视觉说服力充分自觉的基础上，开始运用跨文化的图像资料作为人文学科研究中的“第四重证据”时，那也许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叹效果，从语言的贫乏和书写的局限所导致的盲视，转向生动而直观的洞见。 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理论上最大也是最实在的贡献，就在于真正打破了过去被形形色色的学科本位主义者奉为“雷池”和“天堑”的种种学科的、知识的壁垒界限。文字文本的理解和解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和与非文字的“文化文本”(culture as text)的概念及其解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图像作为非文字文本所特有的认知意义，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人所关注和重视。那绝不是什么关于“读图时代”到来的判断就能够说明的。关于“图像人类学”一名，听起来有些抽象难懂。如果我们了解到文化人类学又素有“比较文化”的别称，那就不难理解了。笔者在《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中，也曾经用过“比较图像学”和“原型图像学”的说法。由于该书要阐明女神形象是艺术史上最悠久的人像造型的原型，所以用了“千面”一词来暗示千变万化的变体形象背后那不变的母神原型。该书自序云： 所谓比较图像学的方法，又可称为原型图像学的方法，力求从最古老的表现传统根源上入手，把握基本的原型，从而洞悉不同文化中各种女神形象的源流演变，做到查源而知流，克服见木不见林的短视，培育一种整体性的系统观照的文化眼光。① 该书引言“女神五问”中又说： 比较图像学的方法特征有二：即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指的是不同文化的图像之比较，希望能够达到异中求同的“打通”效果；或者从同中见异，更明确地把握不同文化的艺术形象特色。纵向比较指的是某一个原型图像与其后代的各种变形图像之间关联的认识。这种原型与变体的关系有时是一目了然的，相似度十分明显，有时却是较为隐晦的，甚至在色彩、构图诸方面有相反的特征。②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比较图像学或图像人类学的方法是否能够有效地给文史研究者提供“第四重证据”？如果能够，那又该如何操作此种方法呢？ 20世纪初，受到西学熏陶的国学大家王国维先生曾经在他的清华讲稿《古史新证》中，根据地下新发掘出的甲骨文记录材料（地下材料），提出在传世文献（纸上材料）的一重证据之外的第二重证据，给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带来巨大的方法论震动③。笔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曾倡导人类学的“三重证据法”④，希望在非常有限的地下发掘资料以外，寻求更加广阔的跨文化视野的旁证材料的有效途径，给路子越走越狭窄的传统考据学提供一种在知识全球化基础上自我再造和更新的契机，让具有悠久历史和充分中国特色的“国学”方法论在同西学的对话与互动之中得到新视野的拓展⑤。这里，我将比较文化视野中“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及其图像资料作为人文学研究中的第四重证据，提示其所拥有的证明优势。希望能够说明，即使是那些来自时空差距巨大的不同语境中的图像，为什么对我们研究本土的文学和古文化真相也还会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作用类似于现象学所主张的那种“直面事物本身”的现象学还原方法之认识效果。下文将以猫头鹰这样一种自然形象物象为例，揭示其在文化的两种符号系统中如何被建构出相反的象征蕴涵，进而演示图像人类学的比较观照和还原方略，凸现第四重证据所拥有的超越抽象语言的视觉说服力。 二 史前玉鸮陶鸮之谜：视觉符号对猫头鹰的文化建构 陶器时代是和人类文化进化史上的新石器时代几乎同步出现的。由于那个时代还没有产生书写文字系统，所以新石器时代的出土的玉器、陶器艺术造型往往就成了无言的符号密码，对于数千年后发掘和欣赏它们的现代人，发出智力上的和情感上的召唤，遗留下具有充分的学术挑战性的疑难问题：这些造型形象究竟是装饰性和美学性的呢，还是具有文化意蕴并且有意传达某种特殊的信仰观念和价值的视觉符号呢？ 回顾考古学和艺术史这两门学科的学科史，不难看到，面对同一个难题，大部分的主流学者倾向于前一种答案，不去深究这些石器时代的祖先们留下的造型遗物（不少人承认它们是原始艺术品）所包含的文化语义。于是，这些非常古老的人工造型虽然历经千百万年的尘封而重见天日，却依然像永不开口的哑谜一样，沉睡在博物馆的橱窗里，以及考古学、史前学、艺术史教科书纸页里。上个世纪80年代在我国辽宁建平牛河梁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鸮及绿松石鸮和更早些时候在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及齐家文化出土的鸮陶罐就是这样的例子。后者的陶器造型在考古学上又被称为“贴塑鸮面像”，是青海柳湾齐家文化墓葬中的代表性器形，一次出土有十件之多。一般是在灰陶单耳罐的罐口加一半圆形泥板，再在泥板上用泥条贴塑出猫头鹰的面相。标本M1103:26，在象征枭眼的两个圆孔中央，贴塑一根表示鼻子的绳状泥条，在周围用锥刺纹装饰出类似于羽毛状的效果。诸如此类的文物如今已经积累相当丰富了，就在青海西宁和甘肃兰州等地的文物市场上也可以经常看到它的真品和复制品，北京的潘家园古玩市场也不乏其例。然而，鸮即猫头鹰为什么会成为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和4000多年前的齐家文化先民造型艺术所青睐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