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06)06-0134-03 一 哈贝马斯认为，虽然“现代性”一词的使用，开始于17世纪中期的文艺论争，康德诸人也早已使用这个概念在哲学论述中，但是，黑格尔是第一个明确了现代性概念的哲学家。要明确这一点，必须对现代历史的发生与现代性哲学思想的发生，作出区分。1500年前后，以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标志，划出了中世纪和现代的界限。新时代的独特性在于，社会原来所具有的整体性和原则性基础迅速消逝了。17世纪中期文艺界关于古典的现代的论争，就直接产生于文艺的发展突破了古典艺术的标准，需要在新的原则下来评论和肯定新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一事实，无疑提出了现代社会的基础的问题，即在什么基础上来确定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和原则性。现代性哲学思想是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哲学回答。但是，在黑格尔之前，这一问题，即现代社会的基础问题，并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黑格尔则以现代性的基础问题作为他的哲学基本问题，正因为这种自觉性，黑格尔第一次把现代性提到哲学的高度。 关于现代性的确立，哈贝马斯认为有两个基本点：现代的时间意识和自我确定的主体性。现代和中世纪的本质区别就是，现代不再可能借用传统的（神学的）整体性和原则性作为自身的基础。换句话说，它没有任何预定的和外在的基础可以依靠，它必须从自身出发来建立基础，即自我奠基。因此，现代不是从过去，而是向未来获取它的标准原则。这样，现代性就建立在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上，即它必须在与过去（传统）持续不断的对立中保持向未来的开放。这种现代时间意识，确定了时间对现代生活的压力，即在时间的无限发展中，不断求新，变成了一种不可逃避的欲求。与现代时间意识相联系的，是自我奠基的主体性。主体性原则的必要性是与向未来无限开放的时间意识相统一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是确立主体性原则的三个重要历史事件。主体性原则一方面肯定主体的个性自由，另一方面要求主体的自我负责。现代时间意识与主体性原则相结合的运动，构成了现代不断更新的发展。 以现代时间意识和自我确立的主体性为动力，现代历史发展为一个社会不断分化／分裂的运动。现代性的自我确定，实际上展现为它的基本内容的多重分离。到18世纪末，科学、伦理和艺术作为体制化确定的相对独立的认识系统，同时实现了对信仰的分离和对日常生活的分离。由于认识、信仰和生活的相互分离，现代性的发展就缺少一个统一的整体性基础和准则。黑格尔面对的基本问题就是，面对现代运动的分裂趋向怎样实现社会的新的统一。黑格尔的基本方法是把绝对观念作为社会整体性的基础，也作为社会重新统一的目标。黑格尔认为，分化是绝对观念自我完成（实现）的必要条件和必经阶段——绝对观念自我对象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绝对观念的完整性包含并且必然超越分裂。因此哈贝马斯认为，通过绝对观念的无所不包的完整性的设定，黑格尔克服了现代时间意识和自我确定的主体性的分裂趋向，把它们纳入绝对观念自我实现的历史性的整体运动中。由此，黑格尔完成了现代性观念的哲学设置。② 二 哈贝马斯认为，从黑格尔开始，现代性哲学话语，一直走着双重方向的道路。一方面，现代性哲学肯定和强调向未来无限开放的时间意识和自我确定的主体性原则；另一方面，在面对现代性自我奠基的根本性困难时，又不断否定现代性时间意识和否定主体性原则。简而言之，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自我展开的历史，同时就是自我否定的历史。黑格尔用无主体和整体历史的绝对观念来规定现代时间意识和主体性原则，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两个基本点的哲学批判。在黑格尔之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尼采的权利哲学，各自开辟了不同的思想路线批判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但是，哈贝马斯认为，无论走哪一条路线，延续到20世纪的海德格尔、阿多诺和福柯、德里达，都没有从根本上超出黑格尔划定的圈子，即都是在主体性的原则下对主体性作一种形而上的整体性批判。绝对观念，可以被“实践”、“权力”、“存在”、“语言”等概念代替，但究其实质，无一不是自我扩张的主体性的代名词。 为了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马克思用“实践”（劳动生产）代替“绝对观念”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社会存在和发展，就是这个对象化的成果。哈贝马斯认为，实践哲学把劳动生产审美化了，而其审美化的依据是手工劳动，因为只有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劳动者、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才可能是直接统一的，才可能进入“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状态。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条件下，因为劳动者、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三者之间的多重复杂中介，三者实质上是相互分离的，实践哲学的对象化观念就缺少解释前提。尼采走了一条从现在向过去返回的道路，试图从古希腊悲剧的神话土壤中发掘更原始、也是更基本的生存欲望即所谓权力意志，以之作为社会历史的基本动力。这个逆返的运动，如哈贝马斯所言，使尼采成为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折点。 哈贝马斯指出，在马克思、尼采之后，现代性话语的自我奠基始终展现为主体性的自我确定和对主体性的自我膨胀的批判的双向运动。主体性的基础是反神学（神话）的理性启蒙——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基本成果就是理性启蒙，主体首先是作为一个理性的主体而具有自主权和自由力量。也可以说，主体性的扩张，是以理性主义的扩张为前导的。因此，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必然成为对主体性的批判的核心内容。以韦伯、阿多诺诸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同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指出现代社会普遍坚持的合理性原则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为核心的，理性与资本的内在联系必然导致启蒙向神话的逆转——反神话的启蒙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统一运动中转化为新的神话。神话化的启蒙导致了新的压迫。海德格尔坚持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他认为现代形而上学专注于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本身，存在的遗忘导致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分离，以技术发展为前提的限制生产，就是其基本表现。福柯和德里达都认为理性与权力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甚至浸透了日常话语——理性实质上是权力自我中心化和等级化的语言操作，语言的本质是争夺话语霸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