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现代性发生，传统社会解体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陷入了一种生存困境，同时也开始了漫长的身份认同的历程。由于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载体，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历程可以解释现代性在中国的命运。 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基于三个层面，即对家族（祖先）的社会认同、对国家（皇帝）的政治认同和对儒教（孔子）的文化认同。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传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传统民间社会实际上就是家族。传统知识分子不是独立个体，也没有社会活动的空间，而是家族成员，他们没有从家族中分离出来。传统知识分子不仅在家族中生长，而且在家族中受教育（私塾和家教），在家族中尽孝，延续家族事业是他们的最基本的职责。如果不能出仕，就做乡绅，为家族服务。如果出仕，是代表家族为国效力，光宗耀祖。将来致仕，就荣归故里，造福桑梓。总之，家族是最后的归宿，不仅在生活意义上，而且在精神意义上都是如此。传统知识分子可以没有国，但不能没有家，在仕途不得意时，往往就回到家族去，从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而所谓归隐，实际上是回归家族。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是“内圣外王”，“内圣”是“修身”，而“齐家”是最低要求，是“外王”的基础，最高理想是“治国”、“平天下”。因此，国家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之所在。这种“外王”理想不仅仅是一种功利行为，由于它与“内圣”联系起来，因此也是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 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之根是儒教，儒家学说几乎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全部知识来源，它既是一套道德—政治学说，又是一种信仰体系（所谓“内在的超越”），没有发生形上与形下、经验与超验的分化，也就是所谓“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准哲学和准宗教。儒家学说不仅论证了“外王”的合法性，而且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终极价值。这就是一种“圣化”的境界，它使世俗的活动（齐家、治国）具有了神圣的意义。在传统社会里，往往有一个最高的权威即“卡里斯玛”，成为整个民族的信仰。中国传统社会的“卡里斯玛”是家族（祖宗）——国家（皇帝）——儒教（孔子）三位一体，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个“卡里斯玛”的信仰者和论证者，同时也在这三个层面上实现了自我认同。 现代性是一个“祛魅”的世俗化过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卡里斯玛”解体，传统家族、国家、儒教被摧毁，“圣”沦落为俗。 现代性的发生，意味着家族的解体和家族权威的衰落。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和国内资本的产生，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打破了家族化的自然经济，现代城市兴起，造成农村破产，家族解体。同时，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他们虽然大多数出身于农村，但不可能再返回农村，而是脱离家族，流入城市，成为城市平民。正是由新知识分子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倡导个性解放、平等自由，首先就是反对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因受到个性主义的冲击而衰落。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曹禺的《雷雨》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共鸣，就在于抨击了旧的家族制度，讴歌了个性解放。家族失去了以往的神圣，而且变成了罪恶的渊薮，祖先这个民间的“卡里斯玛”也失去了魔力。知识分子因此脱离了家族的羁绊，获得了人格的独立。 现代性的发生，也摧毁了传统国家，致使君权崩溃。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传统国家日趋衰微，君主权威一落千丈，于是就有变法和革命发生，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1905年清政府被迫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断绝了知识分子与国家的联系渠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体，而且也打倒了皇帝这个政治“卡里斯玛”偶像。从此，中国知识分子就失去了“外王”的理想，也从国家的束缚下得到解放，变成了自由知识分子。 现代性作为现代理性精神，也摧毁了儒教。儒学不仅由于传统社会的解体而衰落，而且在西方传入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冲击下瓦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科学、民主的大旗，批判孔孟之道。儒学是传统的伦理思想体系，缺乏科学精神，因此科学主义乘虚而入；儒学泯灭个体价值，因此被民主自由思想一攻即破。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他们不是私塾中读四书五经出来的旧士子，而是国外或国内洋学堂里培养出来的城市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儒家传统学说变成现代科学和人文知识。对孔子的批判毁灭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卡里斯玛”偶像，使其失去传统思想的约束，获得精神的自由。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挣脱了传统的襁褓，由圣入俗，具有了独立个体的身份。他们环顾世界，不免感到陌生、焦虑和彷徨，不知道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发生了所谓身份认同危机。身份认同危机包括社会认同危机、国家认同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这是全面的生存危机。正是为了摆脱这三重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寻根。 家族的解体和家族主义的衰微，使新知识分子获得了自由。但是，这也造成了个体生存的危机和社会认同的危机。外国的娜拉走出家庭后，可以走进社会，从事自由职业；而中国的娜拉走出家庭后，却很难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因此，鲁迅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西方的问题）因为传统中国没有市民社会，只有家族即传统民间社会；而由于市场经济极不发达，传统中国的解体并没有立即创造出一个市民社会，没有给新知识分子留下一个足够的生存空间。新知识分子不能回到传统家族中去，又无法在市民社会中立足，难以找到固定职业，于是成为一群社会“流民”。这种生存状况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认同的问题，即知识分子能否融入社会并成为社会的积极成员的问题。显然，成为社会流民的知识分子只能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而不能成为积极的建设力量。成为社会流民的知识分子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依据，它原来是由家族承担的，而现在本应由市民社会来承担，却由于市民社会发展的受阻而丧失了。因此就造成了根本的价值危机，孤独的个体无所附丽，价值选择就失去了根据。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