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问题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采取一种综合的办法，而不一一引述别人的观点。我们认为，我们这里所谓的现代性就是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而形成的社会的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质。因此，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西方现代性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启蒙现代性阶段，从16世纪文艺复兴到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这是西方现代性的确立阶段；第二是审美现代性阶段，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这是西方现代性的发展阶段，表现为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第三是文化现代性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今，这是西方现代性的进一步展开，表现为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文化批评就是在西方现代性发展过程之中美学和文艺学所形成的一种批判和反思西方现代性的态度和模式。这种态度和模式，在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一、启蒙现代性的三大神话 启蒙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走向全面确立的时代，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型式。启蒙主义时代，以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为主体，前伸至17世纪中期英国清教革命(1640)前后，像弗·培根(1560-1650)、笛卡尔(1596-1650)都可称为启蒙主义的先驱，后延至19世纪中期，像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也可称为启蒙主义的殿军。 启蒙主义文化为资产阶级构建了三大神话：以个体的人性和权利为核心的理性神话，以数学和物理学的经典形式为主要依据的科技神话，以人类为中心的进步神话。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我们在《引论》里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①在《自然辩证法》中他指出：“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大大超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大大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生成着的东西。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研究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则是某种一下子就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②“在这种情况下，占首要地位的必然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即关于地球上的物体和天体的力学，和它靠近并且为它服务的，是一些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在以牛顿和林耐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末，我们见到这些科学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已臻完成。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基本上被确立了；主要由笛卡儿确立了解析几何，耐普尔确立了对数，莱布尼茨，也许还有牛顿确立了微积分。固体力学也是一样，它的主要规律一举弄清楚了。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开普勒终于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角度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甚至离眼前的这种完成还很远。”②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还指出：“关于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②像意大利启蒙主义者维科(1668-1744)在《新科学》中把人类历史的进步归纳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西方启蒙主义者的三大神话，不仅为现代性的确立规定了质的特征，而且也形成了西方的“元叙事”模式，同时还制约了西方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的发展态势。这种西方的启蒙现代性的质的规定就在于：弘扬理性，张扬个性，高扬主体；这种西方启蒙现代性的元叙事模式就是：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和确定性的追寻；西方近代哲学形成为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两大对立思潮，而最终综合为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以历史辩证理性为标志的德国古典哲学。它们都追寻终极的形而上的本质、基础，故而又称为形而上学，不过，启蒙主义的形而上学不同于古代的本体论形而上学，而是一种认识论形而上学，因为正是这个历史时期西方哲学经历了“认识论转向”（笛卡尔→康德→黑格尔）。 启蒙主义的文化型式，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之中逐步暴露出，它的“三大神话”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了的王国。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②这样引起了对启蒙主义及其三大神话和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对立的无产阶级思想家，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另一方面来自资产阶级内部的激进派，这就是审美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形成。 二、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 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时代，即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型式。它兴起于19世纪中期，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20世纪50年代才逐渐衰落。它是对启蒙主义确立的现代性的反思，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打着“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号，全面反思理性神话，科技神话和进步神话，提出了现时代的现代性特质，形成了极端元叙事模式，构成了西方现代哲学的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的发展态势。这种现时代的现代性的特质在于，反理性，反个性，反主体；这种极端元叙事模式就是：对立基础主义，绝对普遍主义、深度确定意义的追求；西方现代哲学形成为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两大思潮，最终汇成包括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等流派的语言哲学。西方现代哲学，从叔本华(1788-1860)、尼采(1844-1900)开始又回归本体论，不过不再是古代的宇宙（自然）本体论，而是回到人类（社会）本体论。这种回归本体论哲学的过程又有两个阶段，开始是精神本体论阶段，把人类精神的某种因素（意志、直觉、生命、无意识等）视为世界的本体，形成唯意志主义、直觉主义、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然后，经过维特根斯坦(1889-1951)、胡塞尔(1859-1938)、海德格尔等人的努力实现了“语言学转向”，把语言当作世界的本体。现代哲学的各个流派，大多都打着“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号，不过，他们反对的是启蒙主义的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实质上在追求着他们自己的人类（社会）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因此，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胡塞尔仍然是形而上学者，因此需要他们来彻底颠覆形而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