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6)05-0010-06 一、现代性：浪荡子与英雄 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写道：“现代性，是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是艺术的一半，它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他把现代性分成了两半，前一半是零散、无序、边缘化、异质、另类，后一半是整体、统一、中心化、同质、合理性。这两半也可以用一对学理化的概念来阐释，即：差异与总体。 西方思想文化的现代性有两个源头，一是个人主义，二是启蒙。个人主义在实质上具有一种抵抗同质化的力量，它导致个别自我在差异状态中确立主体性，因而差异性成为价值和意义的生产机制；启蒙则先验地设置了主体的权力地位，它把主体的宏大叙事作为全部意义和价值的定义力量，因而宇宙和历史被整合到一种总体秩序之中。在个人主义和启蒙的作用下，现代性沿着两条路线进发，即卡林内斯库描述的那两种现代性：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科学技术之上的、以整体秩序为特征的社会现代化；在现代主义艺术中体现出来的、以叛逆和另类化为特征的审美现代性[2]。差异性拒绝被中心观念（如历史理性）控制的同质化，它把存在视为零散或碎片；个人作为碎片是在与其他碎片的差异中获得存在意义的。差异性肯定那些另类化的存在，它游走在总体世界的边缘处，以我行我素放浪形骸的方式来确证自我。最能体现差异性的，乃是本雅明评述波德莱尔时描绘的那种人——浪荡子。在本雅明的笔下，波德莱尔属于在巴黎这座五光十色大都市的昏暗小街上无目的漫步的流浪艺人，他像拾荒者一样品味着都市垃圾堆中染着罪恶之光色的器物。浪荡子远离主流社会的秩序，拒绝理性的教化，体验另类化的生命经验。波德莱尔之后，我们在尼采对理性的反抗中，在乔治·巴塔耶对暴力、性欲的热情中，在勒维纳斯以“他者的面孔”反抗总体化控制中，看到了浪荡子日益成为现代性塑造个别自我的主体性力量。 把差异作为一种定义原则最早出现在索绪尔那里，但索绪尔的差异还只是在结构中区分符号的意义，发展到德里达，差异便成了一种反抗逻各斯中心主义生产出来的整体秩序的力量。差异是开放的、无限延伸的，因此意义不可能超越差异走向总体化，它只能在差异中显现。德勒兹则用“块茎”理论来描述一种动态的、异质的、横向延伸的差异，这种差异有着反抗同一性的功能。德勒兹的“游牧思想”的根本，乃在于以差异来反抗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原则基础上的“城邦思想”。斯图尔特·霍尔解释了四种来自于差异的定义方式，即索绪尔式的差异、巴赫金式的差异、人类学的差异和精神分析的差异[3]。无论我们从这四种差异概念中的哪一个出发，都无法回避差异与总体化的对立。 和过着“游牧”生活的浪荡子不同，生活在“城邦”中心的英雄被现代性寄予了统领国家秩序、创立历史理性的伟大职责。在审美现代性着迷于通过差异生产出来的另类化、异质化和叛逆感时，启蒙现代性则高扬着理性、知识和乌托邦的大旗，要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从古典的魅影中拯救出来，创立一个由总体化或主体性形而上学控制着的合理的世界。英雄们住在现代大都市的中心，代表着普遍的宇宙原则和历史理性。他们要用这宇宙原则和历史理性拯救纷乱的世界，造就一个秩序化、同质化、整一性的社会。在启蒙英雄们的指引下，现代性展现出了它的另一半：社会生活的合理化与思想的总体化。 海德格尔和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的批判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便是他们都认为，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导致世界被工具理性“序化”的根源。在海德格尔那里，主体性形而上学导致了对“存在”的遗忘；而在韦伯那里，“合理化”则使得整个世界“脱魅”。是什么东西具有如此大的力量，能让世界按照它的意志改变面貌？这就是人的观念中的那种对世界进行总体秩序“构型”的力量。利奥·斯特劳斯说：“现代性的起点是对存在(the is)与应当(the ought)、实际与理想之间鸿沟的不满……”[4]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靠降低“应当”来弥合两者的裂隙，此后，“应当”作为一种预设观念日益显现出一种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力量。作为主体观念的“应当”恰恰成为启蒙的必然前提，而启蒙又将这前提演绎为伟大的乌托邦叙事：一切存在的意义都被归结到这“应当”的审视和评价之下。这个“应当”设想着一种终极性的境界来引导现代人作永恒的追求，同质化的总体性秩序便由此进入现代人的观念之中并指导着他们将总体化当成现代性的本质属性。在波德莱尔体验着碎片中的差异性现代感的时代，马克思则借助批判构想着一种乌托邦的总体化社会。此后，总体化的追求，或者说总体化叙事，不断出现在思想现代性之中。卢卡奇写道：“只有在这样的联系中，把社会生活孤立的事实看作历史过程的各个方面，并把这些方面结合到总体性中，关于事实的认识才能有希望变成现实的认识。”[5]卢卡奇认为总体性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取过来并进行了科学化改造的核心范畴，所以他以总体性为无产阶级之阶级意识的根本。科尔施之所以反对列宁的“反映论”，其原因也在于他坚持“总体革命论”。卢卡奇和科尔施的“总体性”是历史意义的表现机制；对于詹姆逊来说，总体化则是政治正当性的标志：“资本的概念是公认的总体化或系统的概念……但我的确想说，没有社会总体性这个概念（以及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就不可能有正当的社会主义政治。”[6](P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