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6)04-0104-06 现代性是个涵涉广泛的西方概念，当16世纪开始的“古今之争”日益把现代人优于古代人的自我肯定表达出来之后①，人们对现代性意象的把握也日渐明晰起来。现代性的意象至少应该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从“古代”经由“中世纪”而进入到“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念；其次就是为这种演进的历程提供统一历史目的的理性或自由之类的哲学标准。无论现代性观念中这两个历史意识要素的不同来源是什么，它们在实质上都构成了对古典思想的反叛，那就是把古典哲学所主张的“至善”(perfection)的概念转化为“可塑性”(perfectibility)这一概念。正是“可塑性”的概念使得人的本性的问题变成了历史问题，伴随着人性问题成为历史的问题，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在表达“人的教化”和“社会的文明化”的意义上才成为理解现代性概念所不可或缺的“关键词”②：有时候，它们几乎可以相互替换，用以描述人类历史的统一进程；但有的时候，它们又相互对立起来，或者代表物质和精神的不同过程，或者指示社会内部的阶级分裂，或者表达国际体系中的对抗。无论这两个词的相互指涉和区分有多么复杂，它们在表达现代性观念的深度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③。在现代性的进程逐渐暴露出深刻矛盾之时，在文化与文明——这一现代性自身的裂痕，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之时，重新开始古今之争，重新对那看似统一完整的现代性的地平线进行扫描，开展一番词与物的考古，把那些被埋藏在地面之下的事物的秩序和停留在现代性地表的话语系谱重新揭示出来，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一、现代自然权利：伊壁鸠鲁主义的预设 现代性许诺的核心在于个体至上的自然权利，这种自然权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个体生命的自我保存，另一方面是个体自由的充分发展。与古代人喜欢谈论“正义”不同，现代人喜欢谈论“文化”与“文明”，而“文化”与“文明”的核心预设恰恰在于“自然权利”。④自然权利学说主张的是个体权利至上以及这种权利在历史时间中的普遍实现，而文化与文明的过程正与这一普遍历史进程相伴。文化与文明意味着对人和社会的教化或规训过程，这一过程正如黑格尔所敏锐洞察到的，教化越是被普遍化，主体的绝对性也即自然权利越是得到丰富的表现，古典意义上的和谐就越是遭到破坏。⑤ 现代人推崇主体的绝对性据说是为了找到个体至上的幸福，但恰恰在历史的维度中，也即人的自由可塑性变成现实的过程中，主体所感受到的是自我灭裂的苦痛。文化与文明的对立正是现代性自我分裂的表征，分析这种自我分裂的根源必须回到现代人性论的起点——自然权利——这个伊壁鸠鲁主义的前提预设。 现代人是伊壁鸠鲁主义的门徒，伊壁鸠鲁主义不仅是古希腊、罗马颇具影响力的哲学流派，而且其观念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现代思想的内部。⑥17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为了挑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非常自觉地去阅读伊壁鸠鲁主义的哲学，从此伊壁鸠鲁主义的观念就日益成为现代思想的前提预设。无论哲人的还是常人的伊壁鸠鲁主义，其困境突出体现在他们的政治哲学当中。只不过现代启蒙哲学摆脱了古典伊壁鸠鲁主义哲学贵族主义的自我约束，立志把自己的信念传播给大众，从而产生了空前广泛的政治社会后果。⑦我们正生活在这现代性的后果之中，反思现代思想的哲学前提不能不让我们关注伊壁鸠鲁主义。 伊壁鸠鲁主义者拥有同一种政治意见的表面，他们喜欢谈论文化或文明，而不喜欢谈论政治。在他们那里，文化或文明意味着艺术风格或品味，温暖的愉悦，自由游戏和消遣时光。而政治则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它意味着野心和强制，权术与阴谋，腐败与邪恶。现代人主张自由，意思是说，每个人只有摆脱统治，追求自己个人的快乐才能幸福。 而我们更关注的是这意见表面里所包藏的观念内核，特别是其思考人性的共同方式。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伊壁鸠鲁主义都毫无例外地反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哲学，他们认为，人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甚至不是天生的社会动物，所以自然的正当或正义在政治社会中根本不可能。 依照卢克莱修的说法，人不过是不断生成和毁灭的宇宙中的一种有朽的存在，只有直面这样的自然事实，人才能过上真正属己的幸福生活。据说，最初的人不过是些自由游荡于林间的散居动物。后来，他们逐渐定居下来，组成家庭，又与邻人自愿结成友伴关系。在这个前—政治的社会中，人们天真无邪而又乐于自我奉献，人们结成社会的唯一纽带就是交流中建立起来的“友谊”。但前—政治的生活是脆弱的，它依赖于人们对可见宇宙的永恒性和友好性的有益幻想。一旦火山、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变让人产生了宇宙不测和不仁的推想，人们就不得不求助于超自然的诸神信仰。正是在灾变中为求安全互助产生的集体强制与超自然信仰的集体迷信混合在一起，标志着政治社会从一诞生起就带有不自然的属性。政治社会所谓的“正义”和“善”不得不依赖于习俗和意见，而自然的善则应该不依赖这一切而能被人们感知，它先于一切推理和强制，这种善在人一出生时就展现了自身，它只能是快乐，人生的目的就是快乐。不断生灭的宇宙给那些曾经拥有朴素快乐的人带来了恐惧，为了抗拒恐惧而产生的政治和迷信在给人安慰的同时却也给人带来更可怕的邪恶。从以习俗和意见为基础构成的政治社会产生那一天起，“对惩罚的恐惧就玷污了生活的一切奖品”。只有自然哲学的真知才能让人寻找到无物常驻的宇宙中属于有限存在的人的快乐：让人摆脱无谓的恐惧，让他的身体不受痛苦，心灵不受骚扰。可是人们却不能简单地返回前－政治的社会，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已经产生了的政治社会之中，那么，政治只能在人们为了防止相互伤害而达成约定的范围内才能合法地消极存在，相应地，真正属人的自然生活是每个人悠游自在地满足和调适欲望，追求个人的快乐的生活。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