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6)05-0001-05 现代性自产生之时起就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资本的全球扩张，现代性矛盾更是日趋尖锐和激化，终于酿成了今日的深重危机。有的学者把这种危机称之为“现代性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现代西方思想家重新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思想。在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中国学者也发表了许多看法。我赞成这样一种看法：要摆脱现代性危机，必须超越既有的现代性。采用有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思路，对现代性予以整体的颠覆和彻底的解构，这绝对不是一种可取的办法。真正可行的办法是，正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并通过矛盾的合理解决，以求现代性的正常发展，使之更有利于人类与社会的进步。 一 哈贝马斯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克斯·韦伯的西方理性主义所立足的那个基本概念系统走向了式微”，现代化研究使得“后现代”观念在社会科学家中间广泛流传开来。如果“文化现代性终结之后，那么源于其中的社会现代化也将无法继续进行下去”。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也认为，文化“不是反映而是建构了现代社会——具有与经济、政治或社会发展进程同等重要的建构作用”[1](P5-6;50)。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们想采用另一种思路来论述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困境，而是真正的历史难题。 应当看到，文化问题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受到重视，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的、现实的根源。在当今世界，国际格局的改变，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面临挑战，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把人本身的价值和命运、人类的生命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凸现出来。因此，文化问题的研究热潮，归根到底不过是集中地反映了对人的关注。启蒙主义思想家重视人类行为的自然机制，但未能揭示文化不同于自然的特性。他们把“自然人”当作理想的人，认为“自然人”体现着尚未被文明“污染”的人的“本性”，并企图从“自然人”身上找到建立合乎人性的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根基。但马克思却认为，启蒙主义思想家所谓的“自然人”，纯属“十八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他说：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但是，在这些十八世纪的“预言家”看来，这种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纯粹是一种错觉。可想而知，如果不能把握社会关系的本质，也就不可能揭示人性被颠倒、歪曲的根本原因。康德当年就对启蒙思想家的“自然人”的观点作了批评。康德本人说过，卢梭是从“自然人”出发的，而他则是以“文明人”为出发点。就是说，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他们两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康德把文化当作人的道德完善的必要条件。他认为，“文明人”的目的是要从自然状况中解脱出来，走向道德境界。也就是说，康德是想把“资产者”变成“文明人”，但他不指望通过变革社会的途径，而是企图通过道德完善这种手段来实现，这就表现出康德思想中的乌托邦成分。 与卢梭和康德不同，马克思是从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入手的，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资本为了创造剩余价值，必然要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因而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提出了要培养“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的内在要求。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时代，探索整个自然界，利用各种物的新的有用属性；培养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利用社会的一切属性等等，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一切又都是资本摆脱人的自然局限性以后发挥出来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表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摆脱了文化发展的自然局限性，但由于其内在矛盾，却造成了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人在生产中，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总而言之，在整个社会生活过程中，不能作为个性，而只能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形态出现。因为人的劳动力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以一种独立于人的个性的物来起作用。劳动与工人的个性之间的分离，就是马克思早期就已开始探究的“劳动异化”。而这种“劳动异化”就是人同自己的社会本质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活动的社会性得到了一种与人本身发展不同的形式，即与人相矛盾和异己的资本支配权的形式。 因此，在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上，“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2] 我们认为，只有深刻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才能揭示出文化这种社会现象的真正含义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马克思看来，文化不只是单纯“有用”的物的生产，也不仅是抽象形式的意识的生产，而是社会存在的主体人本身的生产，即体现全部丰富的社会关系和极其完整的活动的人的生产。因此，只有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人才能真正成为历史活动的主体，获得全面和自由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真正的“自由个性”。 二 有学者认为，现代性当中存在着一种进步的危机。近代以来，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在历史观方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从循环与倒退的历史观转向了进步的历史观。但是，这种进步观把人类历史发展看作是简单地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线性发展，否认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马克思主义历来反对将进步作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它深刻地揭示了历史过程的矛盾性，并且承认在总的前进发展过程中也包含倒退，甚至包含循环发展的因素。“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3](P3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