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波德里亚（Baudrillard,1929—），法国著名思想家，现任巴黎第十大学（南特大学）社会学教授；被称为“迄今为止立场最为鲜明的后现代思想家之一”、“后现代世界的守护神”和“新纪元的高级牧师”。[1](页143) 他的思想深刻而驳杂，关于消费、符号和文化现象的分析是其中最精彩的部分。这些分析虽然主要是以社会学视角进行的，并具有明显的经验性质，但其犀利的笔触、尖锐的后现代锋芒，又使他的思想远远溢出了社会学界，而广泛影响到哲学、美学和诗学等领域。在《消费社会》（1970）、《生产之镜》（1973）、《符号交换与死亡》（1976）以及《拟像与仿真》（1981）等等力作中，他精到地剖析了关于消费的符号性质和文化在消费社会的泛化命运及其实质，为我们思考今天中国的文化现象和文学艺术的危机提供了一份激动人心的资源。 一 1.丰盛表象：消费神话的基础 在一个全面卷进消费狂潮的后工业社会，不再是以生产为主导特色的工业社会，而变成了消费社会。生产社会与消费社会的区别就是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区别。在后工业社会，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完全建基于物质丰盛的前提上。波德里亚认为，物质丰盛是“消费社会”形成的物质前提，物品堆积是丰盛的最基本的而意义最为深刻的形式，物品、霓虹灯等构成一幅炫目的“节日”图景。 但是丰盛已经破坏了我们对于物质的原初感觉，人们在这个社会，消费、购买不再着重于物质的用途，而是为了满足我们被刺激起来的欲望，满足一种莫可名状的动机，或者为了满足物品显现出来的身份、涵养、文化品质。因之，丰盛变为虚有其表的“表象”。表象之为表象就是说：消费的动机在丰盛的怂恿下，源源不断地流出来，这样，当我们消费的时候，我们已经忘了我们为什么要消费的原初动机，我们流连于商品之间，最终我们就淹没在商品里面；商品总是连续地勾引我们，以致我们最后仅仅是为了消费而消费；在丰盛社会，不是我们控制消费，而是消费牵引我们。也就是说，消费动机既是文化的，又是官能性的，既是无意识的，又是被迫的。因之波德里亚对于丰盛的消费社会发出了哀叹：“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正像狼孩因为跟狼，我们自己也慢慢地变成了官能性的人了。”“物既非动物，也非植物，但是它给人一种大量繁衍与热带丛林的感觉。现代新野人很难从中找到文明的影子。”[2](页2)因为作为人类产物的物，反过来包围人、围困人。奢华和丰盛下的潜流乃是一个并不文明的丛林原则，人类在消费中返祖。 物质丰盛的表象直接催生出消费神话，这种神话建立在个人或集体的消费心态上。这种心态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人们在消费中隐藏着一种对于奇迹的期待，借以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平庸。这是一种原始心理的现代遗留，是现代新野人的返祖现象。“这种心态的意义建立在对思想具有无比威力的信仰之上的：这里所信仰的，是标志的无比威力。富裕、‘富有’其实只是幸福的符号的积累。”[2](页9)这就是说，现代人的消费更多的不是物质内容的消费，而是对于物质的形式的消费，是一种符号消费和形象的消费，这样，在消费中我们得到一种精神自慰。消费社会中消费的符号化形式化特点，就是消费神话的“原形”。 2.消费神话的悖论 丰盛表象所产生的消费神话乃是一个幻影。因为消费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分层的显影。我们祈求的个人和社会的平衡总是遥不可及；我们享受物的消费时的平等形式，却遗忘了消费制造的不平等内涵；消费以同质化、个性化的伪装面孔来抚摸不同阶层人们的物质感觉，从而遮掩阶层之间的沟痕。 同时，这个神话也包含诸多悖论，它们直接滋生于丰盛表象的基础之上。 悖论之一：“危害”。 丰盛、富裕、堆积的程度越高，危害也就越大。所以丰盛是双刃剑，后工业社会里，一方面有我们渴慕的物质丰盛，一方面又有恶的、毒的丰盛。恶的、毒的丰盛本身即是危害。从本质上说，所有危害“都是随着丰盛节奏的本身而增长的”[2](页19)。换言之，种种危害既是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产生的后果，又是消费结构本身使然。有目共睹的是，不断浸淫的经济活动导致了人类对于未来、对于天和地空前的担忧。因为，丰盛总是与减少或缺乏相伴而行。蓬勃发展的矿泉水产业只不过表征了城市的水荒或水害。道路增加的时候，绿地就在减少；人类增加的时候，自然就在减少；产出增加的时候，资源就在减少。最严重的危害，也许是文化的和心理的危害，它无法统计，无法量化。大众媒体的轰炸就是这种危害，因之针对此，西方有人提出要设立一种“智力危害罪”。 但消费社会的吊诡之处在于：很多危害及其转化形式，譬如事故受害者的医疗花销，竟然作为一种消费来计算，作为一种生产动力、增长与财富的指数来对待。其另一吊诡之处在于：消费的增长被视为一种丰盛的象征。但令我们哭笑不得的是，有些支出是我们并不期待的消费，也非正常的消费，譬如毒品、烈性酒，甚至车事预算，以及各种夸耀性和赔偿性开销。但是，所有这些，就是增长，也就是丰盛。这表明人们把危害作为“积极”的因素来对待。这种对待危害的态度是文明史与生俱来的。文明，总是多把恶，而不是善，当作发展进步的动力。18世纪B .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就认为，一个社会的平衡靠的不是德而是恶，社会和平与人类幸福建立在人类不断触犯制约本能之规定的不道德行为上。波德里亚指出，如果人们说B.曼德维尔是厚颜无耻的，那么真正厚颜无耻的，是社会秩序、生产秩序。[2](页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