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87（2006）05—0029—0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传统“复制”“发展”理论在第三世界发展实践中所引发的诸多复杂社会、经济问题，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等组织不仅适时提出、建构起“发展即文化，文化即发展”的新观念，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有计划地实施了一系列内源或内生性发展项目。本文拟结合笔者已完成的一些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内源发展项目社会评估案例，讨论“以文化引导发展”的相关问题，以期有益于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及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维持。 一、以文化引导发展的“内源”性解读 “以文化引导发展”的核心在于强调发展的“内源”性或内生、自生性。经过三十多年来发展理论的持续探索及实践经验总结，其含义也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层面。 1.人是发展的目的和动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发展下定义为“发展就是转化成为文化的科学（技术、经济、环境等等，总之是人类的一切活动）”，实际上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1](P17) 它指“在形式上，发展应该是从内部产生的；在目的上，发展应该是为人服务的。”[1](P2) 从而否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唯一性，否定了重物不重人的发展模式，强调以人为中心。[2] 由于发展是以人、人的能力和人的创造性为中心，因此社会—文化因素被认为既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又是发展的最终结果。 2.发展的“地方”介入 在反思传统发展模式及实施发展项目的过程中，世界银行等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一步提出了参与式发展理论，这使得内源式发展更具有操作性。其理论核心是“赋权”，即对参与和决策发展援助的活动全过程的权力进行再分配，简言之，就是增加当地人，以及穷人、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强调的是对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尊重，对基本人权的保障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基于此，参与式发展理念和实践被总结为民本主义的参与式，它宣称“地方”是发展介入的核心，发展代理者应由指令性的外来专家向擅长于地方知识的专家和能人转变，同时通过促使发展对象参与发展项目的每个阶段来实现“上”、“下”权力关系的平衡。[3] 这种发展的“地方”介入理念，在理论界被看作是对发展观的地方或传统主义、女权主义式的解构。[4] 3.文化作为资本的发展 与联合国、世界银行的行动和探索相照应，发展理论界也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如舒尔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布迪厄80年代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等。前者突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开发的决定性作用，而后者通过文化资本存在的三种（具体的、客观的和体制的）形式，分别从个体文化资本、文化产品、文化体制三个方面肯定了文化对个体、企业、国家乃至全球经济所具有的意义。[5](P1～12) “文化资本”理论被引入后，一些学者根据中国西部实际，进一步提出了“民族文化资本化”说。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充分发挥本民族的文化的积极作用，创立一条适合本民族发展的道路，是当代的民族发展过程中所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6](P51) 其直接表现为文化产品的开发和利用，是文化场域中的权利在经济场域中的价值实现，是将直观的、具体的种种文化事项以商品的形式投入到多民族文化经济广泛交融的过程中，去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更进一步则是指通过这些表层的努力去参与隐藏于经济运行活动之下的规则的制定与修改，从而使民族文化能够将过去重新再现，又能够使过去在现在中进行新的创造，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利。[7](P64) 这也就表明，借助民族文化资本化运营，能够将发展与文化相协调。 4.文化作为产业的发展 “文化经济论”者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正在逐渐走向“文化经济”时代，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已成定势，文化将在未来经济结构升级中起核心作用。“文化经济”其内容构成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文化艺术、娱乐休闲等精神因素，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其以教育产业、智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媒体产业、艺术产业等文化产业为链条，实质是人本经济，旨在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8] 新的发展观念在世界银行等组织策动的发展项目中得到了有效贯彻，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项目实施前所做的一系列评估工作，如项目影响的环境评估、社会评估、移民评估等。其中社会评估的目标是从项目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贡献和影响等方面分析其利弊得失，使项目得以整体优化，保证其顺利实施，并实现项目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最优化。由于项目的实施及效益最终通过目标群体体现出来，因此参与式社会评估的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方式将当地人的参与热情调动起来，让他们对项目发生兴趣和感想，并谈出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从而促进当地人进行调查和分析，分享调查和分析的结果，做出计划和采取相应的行动。其明确要求“必须尊重地方的习惯和风俗，并将所要实行的项目尽可能地与当地的需求和文化习俗结合起来。同时，在项目评估中，应尽可能地利用和保护地方文化，以维持文化的多样性和地方特色。”[9](P62) 2000年以来，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受世界银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较好地完成了多个相关中国西部、中部民族地区或乡村社区发展项目的社会评估任务，内容涉及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等多个领域，现选择西部民族地区内源发展的重要案例作以介析。限于篇幅，每个项目只介绍概况及部分实施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