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4；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7—0035—07 一 在有人参与的生态系统中，人类学关注包括区域人类诸族群和动植物种群在内的生物—文化多样性整合性存在的研究，或对其失序状态的改善研究。对于前者，涉及人类学家擅长的、对相对静止的经济文化类型的描述，特别是对20世纪那些较少受大规模现代“开发”和市场经济冲击的区域社会而言；后者则是对那些因不当干预而造成的文化生态系统紊乱的地方提供理论解释，以及有益的应用性建议。 关于中国生计类型的划分，最流行的是20世纪50年代由前苏联民族学人类学家切博克萨罗夫和中国人类学家林耀华共同研究的分类成果，他们按“经济文化类型”划分了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多种类别①。由于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方向和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民族的物质文化特点，这就使具有相近生产力水平和相类似地理环境的不同民族可能具有相近的经济生活和物质文化特征，从而构成相同的经济文化类型。除了他们划分的狩猎采集业、农业、牧业等大类以外，还有分区的亚类别。例如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森林苔原驯鹿型、游猎型，北部和西北草原游牧型，西南部存在的山地游耕型以及南北汉人社会的稻作和麦作类型等。这一经济文化类型划分就其生物多样性的表达来说，虽受学科限制而略嫌单薄，但已经关注生态环境及其文化形态的有机联系，其分类背后的“历史民俗区”旨在说明区域生态—生计系统中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在历史上的有机联系，因此这一分类系统对地方发展至今有借鉴作用。 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生态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共同创造了新的研究成果，对在不同生存环境中不同族群的生计方式及其相关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关联有了新的认识，其中生物—文化的多样性整合的规则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成了对日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成功或陷入困境的重要评估标尺。如果把切—林分类范式中抽出那些如今已有新的理论发展的生计类型看，游猎、游耕、游牧和农作四类最为引人注意，这四种生计类型占了中国版图面积、人口和民族的大多数。而且这四种类型的人类居住地都被不恰当地干预过。这就属于人类学对上面提及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系统失序的改善研究。 20世纪50年代，斯图尔德（J.H.Steward）的文化生态学研究通过三个步骤考察有人参与的生态系统，“分析生计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分析具体生计技术与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分析行为模式影响文化其他因素的程度”。② 而后来的研究对斯氏将生计行为置于首要地位的观点提出质疑。 20世纪中后期，人类学家继续热衷于对采集狩猎、牧民和当代农民社会的研究，但已经注意到“清晰地理解简单文化中的人类生态学后，生态人类学就能够更深入研究人类对于环境衰退、城市污染和其他的当代环境压力的反应”。③ 人类学家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过程中，从早期对环境的关注，对生计方式的解读，对人们如何感知世界的研究，以及对人（文化）与自然对立或非对立性的跨文化理念加以比较，使我们通过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从基本的生计方式过程出发，观察各个地理区域族群文化的历史与认知方式特点，以及他们相似的或不同的哲学基础，以便中肯地理解一个族群的文化的内涵，或运用这一理解完成其涉及该地区发展的应用性建议。 近年来，日益深入的国际环保工作与相关项目经常出现在生态环境遭到侵害、人民的生活方式处于困境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生计活动失去活力，文化体系也岌岌可危，已难以提出一般的所谓良性发展问题，而是表现为对那里人民的文化生存窘境的关爱与卓有成效的合作改善行动。为此，这就一定需要考虑依靠本地人，因为“在保护的尝试中，本土人是有力的同盟者。他们给保护带来大量知识、经验、道德及情感承诺；他们了解这些土地和生态系统，常常具有几代人利用土地的、与本地情况相适应的实践；他们也愿意密切关注这些土地将变成为什么样，将有什么生物在其中生活。我们应为他们与其家园保有情感和精神的关联，尊重地方族群生命的中心价值观，因为我们看到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认同已经危如累卵”。④ 二 在我们所理解的切—林氏的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森林苔原驯鹿型被认为是最具传奇性的生活方式之一。例如，历史上中国东北部的鄂温克族长期住在针阔混生林带，林地密布着苔藓植物，是驯鹿群啃食的天然“饲料”。他们游猎和放养鹿群，一年一个移动周期，其大家族组织正是适应了这种灵活的游徙生活方式。鄂温克人熟知驯鹿的辎重、转移和奶制品等的实际价值，好的生活经验与群体意识无形中规定了苔原承载驯鹿数量的习惯标准。在居住地，驯鹿不仅作为彩礼交换互惠，还是人与神之间神灵的重要媒介。⑤ 鄂温克族的游徙人群与驯鹿种群和谐地相依为命，创造了自身的积极的生命价值。可以说鄂温克族的小生境系统整合了动植物种群、地方族群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整体。这样的森林生态环境，在最近几十年间却因森林大面积被砍伐而消失，而附着地表的苔藓植物减少殆尽，随之，驯鹿业也难以为继。社会的发展颓势造成少数族群心理及社会病症，酗酒和非正常死亡比例增加很快。⑥ 狩猎游徙的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一样，还遇到了从民国时期的“弃猎归农”政策：解放后和大跃进时期，以及直至今天，地方政府仍积极贯彻定居政策。但事实是定居的思维与行动在游猎驯鹿民族生活中造成文化中断，出现“弃农归猎”或因不熟悉务农而使生活无着，甚至酿成高酗酒和高自杀率的严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