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034—012 一、介绍 近些年，有关语境的问题在许多学术领域仰起了势头。尽管在独立学科中这个问题会以不同的外在形式出现，但是它的多样性的显现表明它和数不清的复杂方式互相联系在一起。语境的概念拥有很广的范围。它的交流形式在不同学科间有所变化。这篇文章试图去描述在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有关语境概念的重要性。其目的在于阐述近来困扰着人类学家的那些有关语境问题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指出在那些最相近的学科间有关语境问题的跨学科交流。在社会人类学中，语境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等（Morris 1990），或者可以是“农村的”或“城市的”，甚至可以在微观水平的某个村庄，或者在整个社会，民族体国家又或者“世界体系”这些较为宽泛的水平中找到其踪影。语境表明了研究的水平也表明了研究的许多焦点问题。此外，语境的概念在社会人类学和语言学之间成功地进行了双向交流。词语用法的语境和谈话者的社会语境已经被越来越多加以琢磨和思考。在此概念近期的历史中，其交流的频率和在学科际间交流的方向表现出了波动性。正是这种在语境问题上转换学科的观点产生了对于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洞悉。这篇文章就是一个有关跨学科比较性研究的好例子，这要求在所有细微的方面都得出对此问题的理解。 语境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一个主要的概念。实际上，强调语境翻译是它一个特有的特点，这被认为是人类学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20世纪20年代起，最早把语境应用于社会文化人类学中的人之一是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他用它来驳斥詹姆斯·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Frazer）的进化论方法——此方法把那些隔离出来的社会组织进行比较和对比以便去阐述在全球范围内的“文明的水平”。在这个研究领域，马林诺夫斯基和其他的功能学派主义者进行了强烈的驳斥，他认为：社会组织（机构）不应该从社会关系的矩阵中被抽离出来。在这个社会关系中它们构成了其中的一部分，并且在其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尽管语境对于学科的重要意义和它长久以来就已经如此重要，但人们却会很惊奇地发现在学科研究的历史上关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给予关注。直到近来，许多提出方法和理论重要性的重要出版物才开始纷纷出现。① 社会文化人类学家的文化人类学翻译依赖于某种形式的语境。像以前的方法一样，他们应该利用某个现象周围的事物的特征和特点去阐述它，理解它，给其赋予意义。事实是这样的，那些翻译社会文化现象的人类学家是利用被称为“语境”的参考文献来达到这个目的。这样的语境化的过程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紧箍咒”围着它，它是一个看似毫无疑问的过程。举个例子，对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来说，某个宗教礼仪的相关语境是当地社会关系，是它把礼仪和其他的社会组织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语境下，礼仪在保持当地社会的内聚和规则中发挥的作用变成了重要的解释方法。然而，理论的变化导致了对先前观点的批判，比如对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观点。这些改变参与到了对语境的重新定义中，它们改变了对相关周边物的选择过程。新的联系和断离也产生了。某个宗教仪式现在变成了对付存在主义问题而非社会结构性功能的人类体验阵地。现象放入环境（周围的事物）中加以阐述，但问题在于，那些环境事物它们也是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选择和翻译的。正是语境化和对语境的调用形成了我们的翻译——这样一个显然很简单的问题却产生了对于语境定义的重要疑问：什么是语境？如何定义它，选择它，又是谁来做这些？这些差异和“认为什么存在问题”和“什么能给予解释”相关。 因此，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论中另一个重要的术语在对于语境的调查中被相互地牵连了进来——即所谓的翻译。我选择来构建对于语境问题和相关术语“翻译”的一个方法是根据“联系”把它们一起考虑。翻译就是制造联系。语境包含了制造联系，（通过哲学的对立），也包含了断离。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批判的那样，弗雷泽把某个组织从它当地的环境中分离了出来，但是他还是通过把这个组织同世界上其他地方相似的组织进行比较研究来以此进行了联系。某个人的联系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断离。 在语境中，依赖关系和与之相关的环境，对象就产生了。我试图在下文中说明这个观点，它能够和那些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传统观点进行比较。传统观点中常常把语境认为是一个“既定的”或“不言而喻”的事物，在研究的伊始它就没有任何疑问而是被简单地看成是“现成的”，好像它正是那样的。开始认识到语境它本身就是有疑问的，语境是优先的翻译的结果，就是开始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社会属性。阿卡曼（Akam2000）最近意识到在人工智能领域把研究语境作为社会产物的需要——在冲出了“规范化的语境”的限制后得到的结论。在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中，也发生了一个相似的改变，先前把语境认为是一个即将被隔离的，进行规范化描述的真实的实证现象，转变到认为语境是在社会互动和交流过程中产生和被协商的这样一个观点，正如我将要在下面描述的那样。这就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另一种角度，即所谓的：语境的问题存在“社会生活”。② 这种“语境的社会生活”至少有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对参与到翻译现象中的不同学科对语境的解释有不同方式的思考。通过学科内或“转换学科”的比较性的观点，语境定义的过程得以缓解。此外，不仅通过参考其他学科的实践，而且，参与到居住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的翻译实践中去，那对人类学观点的比较是能够得以实现的。作为分析者的我们把现象放入语境中加以翻译，当地的参与者也一样在进行相似的过程。在不同的学科边缘和文化边缘可以对语境的用法进行比较。语境的社会生活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比较，它可以联系追踪语境在从一个学科转移到另一个学科的“传记”过程中所经历的运动和转变。它认为研究者也一样是身陷进了语境化的运动过程中。 语境的社会生活的第二个方面包含了“联系的生活”，它是在对语境概念的任何具体事例的翻译过程中产生的。翻译行为被描述成是创造联系的行为。因此，做翻译就是制造联系（Ormiston and Schrift 1990）。语境包含了制造联系，（通过哲学的对立），也包含了断离。一个现象是和其周围的环境相联系的：语境被解释为是和某人，某物或者某个特殊的问题相关联的多个联系系列。这个过程使相关联的对象产生了一种解释，一个意义和一种翻译。一方面，语境或者是框架在研究对象和其周围环境间也制造了断离；另一方面，也在那些排除在外或被认定与之不相关的学术上制造了断离。语境相关联，而它们断离。语境社会生活的第二个方面可以认为是“联系的语境”，而其第一个方面可以认为是“比较的语境”。这里的重点在于研究者以及普通大众为他们自己而在制造或者解释语境，翻译和意义的过程中进行工作的方式。他们的“语境化运动”，或者是主题问题的指定，联系和断离的方式，都是语境生活的一部分。语境化是社会行为的一个方式，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它是最先最初的推论性技巧，是在具体的分析和特定的学科中被详述的一种连接模式。如果不同的学科对语境的定义有不同的方式，那么自然而然导致了知识的争辩——这是学术的生命。但是，如果作为外来者的社会人类学家和当地的社会参与者以及翻译者用了不同的方式去定义语境，那么我们应该用其中一个去舍弃另一个吗？或者我们应该寻找到一种更为普遍的语境，它能够在两个系列的语境化运动中都给翻译带来帮助。那么，语境化就是一个拥有表演特性的社会活动了。如果这是真的，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如果和某个特定的翻译相关联的语境可以认为是“既定的”或“不言而喻”的，那么要采用什么样的分析策略，甚至是政治策略用以提示这种错误的描述，或者是“自欺”的行为呢③。就是说，如果语境果真是解释出来的，而不是像是自然的事物或者是“想当然”的事物，那么这样的错误描述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这就是语境概念的政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