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人类学与进化论之间的关联经历过数度沉浮。19世纪下半叶，泰勒、摩尔根和其他进化论者的观点支配了人类学。然而19世纪末，博厄斯（Boas）、罗维（Lowie）和克罗伯（Kroeber）① 详尽而不失公正的批判却几乎消灭了进化论。直到1940年代，人们对进化论的兴趣才再次复兴。这主要是受怀特（White）和斯图尔德（Steward）著作的影响。这种复兴的兴趣在1960—1990年代达到顶峰。 它有时被称为“新进化论”，主要由塞维斯（Service）、萨林斯（Sahlins）、弗里德（Fried）和卡内罗（Carneiro）等学者的著作占主导地位（详见Harris1968；Voget 1975；Claessen 1989，2000a part I）。到这个时代末期， 进化论再次从主流人类学消失，由新的兴趣领域如女性人类学和后现代主义取而代之。然而几年以后，进化论再次成为人类学兴趣领域中的热门话题。新的进化论方法走到前台，旧的观点也在反思的过程之中，限于篇幅，本文既不可能讨论所有新近的方法和思考，也不可能考察所有的新观点和新见解，只讨论关于社会政治组织进化观点的演变。 通常情况下，社会政治组织是文化这个更有包涵性整体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把社会或政治结构从其文化背景中孤立出来。文化的其他方面将继续影响这些结构的发展，反之亦然。本文也会涉及这种相互作用，且会频繁地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组织与包含它的文化之间切换。本文将首先介绍进化论的一些新观点，然后讨论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的问题，接着探讨单独的进化潮流起作用的可能性，最后关注在不同的地方及不同的进化分潮流中相似的社会政治结构何以能发展出来。 重新思考一些基本概念 人们通常用复杂性的增加和单线的发展等词语来定义进化。这种做法其实也有其道理。现在的人口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生产能力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技术达到了月球甚至更远，由现存的政府和多国公司主导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有能力把比从前更多的人力组织起来。19世纪的社会学家斯宾塞（1971）将复杂性增加原则作为其进化论概念的基石。卡尔·马克思则在《形式》（Formal）（1964）一书中提出了日趋复杂的生产方式系列。几十年后，美国学者莱斯利·怀特（1949）甚至重新阐述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人类文化何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以复杂性不断增加为特征的现象。1970年代，罗伯特·卡内罗（1970，1973）成为所有持这种观点者的代言人。他们认为，进化的主要特征是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和单线性。这种方法还暗示，进化一定是由一些阶段（阶梯，层次）构成。萨林斯、塞维斯和弗里德以及考古学家伦弗鲁（Renfrew）是这个时期的最重要代表。然而更仔细地分析这些进化论者的著作，我们却发现他们并没有组装出多少进化序列，而只是对社会（或特质，或特征）做的分类。在社会政治组织（或经济、宗教）方面具有或多或少相似性的社会被放到相同的阶段（level）上（队群，部落，酋邦，国家等）。只要认识到这种做法的特点只是分类（例如，Lomax&Arensberg 1977），那它就无可厚非。然而，一旦有人将这样一种分类法当成“进化序列”，难题就来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人们就要说清楚从一个阶段到更高阶段出现明显“跳跃”的原因。现有的解释都差强人意（Khazanov 1985；Claessen 1989，2000a：49—56；Service 1971），暗示出某种机械论。我下面将再讲到这个问题。 除了因建构不同阶段带来的问题外，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直到那时为止，对人类文化的进化论研究一直被局限于勾勒越来越大的复杂性的发展——一种以单线进化为特征的发展。但我们也有理由不将复杂性和单线性成长作为文化进化的本质。很多发展并不导致复杂性的增加。停滞、衰落和瓦解也跟增长和兴盛一样可以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特征（Yoffee 1979，1993；Claessen 2000a：66—69；Kowalewski 2000）。何况，如果根据这种观点， 我们将如何处理诸如循环发展之类的现象（如Claessen 1985描述的500—1400年的法兰克王国；又见Kowalewski 2000）及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出现相似政治结构的情况（如，酋邦；Carneiro 1981；Earle 1991，1997）呢？另外，我们如何解释某些社会从未向更高的“阶段”发展，而其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却经历了重大变迁的情形，例如采集群体和狩猎群体（如，Lee&Devore 1968；Hayden 1981；Lourandos 1997；Borsboom 2000）； 或者如穆勒（1985，1998）所说的西非的那些锄耕农业群体那样，虽然经历了复杂的演变（transformation），但仍从事着部落锄耕农业。邦达连科和克罗达耶夫（Korotayev）（2000）提出了对这些问题的更普遍的讨论。最后，正如巴伽茨基（Bargatzky）（1987）令人信服的论证：只有子系统的缩减才能发展出稳定的超系统——或者换种说法，如果一个中心未能成功地降低子系统的复杂性，系统中的权力就不平衡。确实如希福德（Shifferd）（1987）指出的，持续的集中化是进化过程最不可能出现的共同结果（参见：Claessen 2002）。 总之，不再把复杂性的增加作为文化进化的基石看来是明智的（单线性问题将在下一部分讨论）。或者我们应该回到进化论之父达尔文，其著作曾长期为社会学家所忽略。达尔文指出进化完全没有方向（请斯宾塞原谅），而且并无内在“驱动力”或“必要性”使简单形式向更高形式发展。“根据我们的理论，低级组织的持续存在没有任何困难。因为，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的原则，并不必须包含进步的发展，它只是利用变异出的各种现成形式，而这些变异对处于复杂生命关系之中的每一种生物都有利。也许有人会问，就我们所见，高度组织化对纤毛虫纲微生物——肠内蠕虫——甚至蚯蚓有什么优势。即使没有优势，这些生物形态（forms）也能通过自然选择毫无改进或少许改进地保留下来，并可能无限期地保持在它们当前的低级状况中。”（Darwin 1872/1995：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