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时间的来临 ——对传播媒介塑造的时间观念之 起源、形成与特征的研究 卞冬磊 张稀颖（《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1.31~44） 不同的社会培养不同的时间观念，人类的时间观念在经历了自然时间、钟表时间两个阶段后，正在向新型的“媒介时间”过渡。从自然、钟表到媒介，构成了人类时间观念的三部曲。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钟表时间正面临危机，塑造新型时间观念的任务落在了传播媒介身上。传播媒介通过人类日常生活时间的建构，转移了人们的时间参考标准，并且通过技术、内容对时间进行雕琢，塑造了以瞬时性、零散化与无序性为特征的“媒介时间”，这种新型时间观念将对社会发展与人类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刘庆柱（《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5.14~18）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龙山文化重要因素为核心、为主体，同时吸收一些其他考古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作为夏王朝物化载体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时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青铜时代的夏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是“华夏文明”与“华夏族文化”的物化载体，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属的社会“共同体”，对当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发挥着“主导”地位。西汉王朝真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业，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上，形成了“汉族”，以汉族为主体又形成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于早期发展时期的考古学 ——汉文化，它的时空以汉代的中原地区为中心，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向周边扩大。考古发现证明，自夏商周至汉唐时代，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华夏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思想史与每个人相关 葛兆光（《南方周末》，2006.10.26.D｛31｝） 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很强，至今我们仍然在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延长线上。既然如此，我们研究思想史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希望，思想史不应该仅仅描写精英和经典，而是应该把精英和经典，放回一般人所思所想和它的生活背景里。把思想史的关注点，从新思想的创出，逐渐转向新思想的实现，这样思想史就开始跟社会史、生活史挂上关系，而不是少数人灵光一闪在脑子里的火花。 怎么才能做到思想史能够跟每个人相关，能够描述出真正在历史中起作用的思想状况呢？第一个途径，尽量把过去被认为是知识史的东西、形而下的东西，和过去被写在哲学史、思想史里面形而上的精英的思想关联起来。第二个途径，注意加法也注意减法。在整个历史上，传统文化和观念中的很多东西，会被逐渐删去，而我们研究思想史，则需要把被删掉的东西重新找回来，让历史更加切近当时的情况。第三个途径，是把思想史放回历史。回到历史环境中，才能理解思想史上的很多现象是怎么发生的。第四个途径，要开拓更广泛的新资料。举凡皇历、类书、目录、小说、戏曲、诗词、绘画、雕塑、地图等等，都是可以做思想史资料的，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城市、建筑，也是可以做思想史研究的。 华北移民后裔异姓同宗现象探微 傅辉（《寻根》，2006.5.118~121） 尽管在姓氏演变的不同阶段，滋生异姓同宗现象的内在机制彼此迥异，但明代华北移民的异姓同宗现象，却折射了血缘亲情纽带与政府移民安置政策的冲突与协调关系。在移民分谴伊始，将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年丁南的移民家庭，分派异处是最好的选择。而长期形成的具有强烈的血缘情结的移民家庭，在这一既定的移民分置条例面前所能选择的，除了无条件服从外，惟有在不与明政府移民政策相抵触的情况下，通过其他变通途径，确保骨肉相聚一处，因此，变姓是一种最有效的应对措施。随着分姓后的移民后裔支系繁衍，为追溯家族渊源，维护同宗情结，或通过历代家谱的编修，或通过对一世先人的拜祭，铭记同一地域或异姓同宗的演变历程，以维系姓氏中根的观念。明代华北移民群体中的异姓同宗现象的出现，不仅折射了明初政府分置华北移民的一种微观操作政策，而且也暗示着一种潜在的社会背景与人文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