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4-0027-05 一 恐怖主义作为一个问题，是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后才真正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在此之前，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活动已经相当频繁。作为“第一件世界历史性的事件”，“九一一”事件在全球目光前大规模展示了恐怖主义的冷酷无情，不能不引起普遍的政治心悸①[1]。大多数公众的直接反映是震撼与恐惧，继而对恐怖主义进行道德谴责；大多数政府则在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着手制订防治恐怖主义的措施。国际学术界也开始空前关注恐怖主义，出版了大量专著和论文：在法理学方面，探讨有关“反恐怖”法规的理论依据；在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探讨恐怖主义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与后果；在历史学方面，追溯恐怖主义的起源及其演变，等等。 哲学家们则受其探究最基本问题的兴趣影响，希望弄清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恐怖主义？第二，恐怖主义在道德上能否被证明是正当的？前者偏向本体论兴趣，后者则是伦理学的问题。在这类研究专著中最著名的是美国学者博拉朵莉(Giovanna Borradori)所撰写的《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和以色列学者普里莫拉兹(Igor Prlmoratz)主编的论文集《恐怖主义——哲学上的争议》。前者实际上是作者与哈贝马斯以及德里达这两位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的访谈录。后者包括14篇文章，分定义、正当性证明、国家恐怖主义及案例四个部分，12位撰稿者中有11位是当今欧美学术界的资深学者与研究恐怖主义问题的专家，另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前苏联流亡政治家托洛茨基。这两本书从不同的理论深度、广度、角度显示了恐怖主义问题的复杂性。例如，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乍一看根本不成问题，因为人人似乎都知道恐怖主义是什么，但是实际上对恐怖主义下一个哲学上的定义是异常困难的。普里莫拉兹说：“什么是恐怖主义呢？眼下对恐怖主义一词的用法各式各样，极易混淆。结果，讨论恐怖主义及其相关的道德、政治和法律问题时，困难重重。仅有两件事情是清楚的：恐怖主义是一种暴力，恐怖主义是一件坏事，而不是什么可以值得自豪和值得支持的东西。没有人把恐怖主义一词用在自己身上，没有人会把自己的行为称为恐怖主义，也没有人会把该词用在自己所同情的那些人身上，或把自己所支持的行为称为恐怖主义。”[2]x普里莫拉兹的用语谨小慎微。不过，严格地从哲学的逻辑技术上说，当他断言“仅有两件事情是清楚的：恐怖主义是一种暴力，恐怖主义是一件坏事”，意味着他实际上是对一个尚未认知的问题作出道德评判。首先，在对恐怖主义进行道德评判时，“恐怖主义是什么”是一个逻辑上在先的问题。其次，即使知道了恐怖主义是什么，对恐怖主义的道德评判也并非没有争议。例如，倘若托洛茨基还在世，他有可能表示反对：恐怖主义的确是一种暴力，但是暴力并不都是坏事，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一种暴力，以革命的红色恐怖来对抗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岂能称之为坏事？托洛茨基的文章标题就是《为红色恐怖一辩》，可谓立场鲜明。所以，与其说普里莫拉兹已经解决了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还不如说他是在哲学定义之外表达了对恐怖主义的愤怒；或者说再次展现了哲学家的困顿——对任何一个社会命题下定义时既不可能按照公众惯例，又不可能脱离公众惯例。 据粗略估计，国际学术界有关恐怖主义的定义迄今已超过一百种。从切入角度进行分类，这些定义有以下几类：或强调其效果的恐怖性，或强调其组织的非法性，或强调其意图的政治性，或强调其手段的暴力性，或强调其受害对象的无辜性，或强调其运作的隐匿性。大多数下定义者一般都强调其受害对象的无辜性这一点，由此呈现恐怖主义这一称谓的逻辑核心和道德实质，但仍有不少反对意见[2]4。总的来说，跟往常所有的哲学争议相似，学者们各执一端，在一些细微处争辩不休，至今无法达成一种共识。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有人甚至认为，想给恐怖主义下个定义乃是对不可定义者下定义(defining the indefinable)[3]8-10。 二 其实，在上述著作中出现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纷争多、下定义难等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恐怖主义问题首先是一个现实社会问题，同时还因为如何对待恐怖主义涉及到判断者的立场问题，甚至还涉及到政治策略与文化策略的联系与区别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哲学家们脱离当代恐怖主义产生的环境、语境，将它孤悬在空中，通过简单抽象或理论演绎去寻求理解，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 哲学家们其实首先应该注意到，当代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特征之一，即当代是所谓“全球化时代”。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势不可挡。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后发展国家一样，不得不在经济上谋求与国际接轨。“经济全球化”促成全球许多国家的文明变迁。但是另一方面，它乃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延续，本身就带有现代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烙印，而且正在引发一系列新问题，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西方世界中出现进一步的所谓“文化全球化”的战略设计和战略诉求②[4]，即寻求将西方文化——甚至主要是美国文化③——全球化。这一设计或呼声，对“非西方文化”（如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等）的压力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与恐怖主义外显的暴虐性相对应，在全球化语境中出现的各种文化全球化呼声或行动，例如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其实也具有尖锐的进攻性。在这种背景下，当代恐怖主义甚至可被视为某些“非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战略的极端化、暴虐化、反人道的反攻——对文化不同的国家或政治团体关闭对话、铤而走险、针对平民进行大规模杀伤而在所不惜。 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例，他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正在依照文化界限而重新塑形，因此，将来全球的大规模冲突就不是为了经济和政治动机而战争，而是为了不同的文化价值。由意识形态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明界定的联盟，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成文明间冲突的战线。具体地说，就是以非西方文明为一方，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进行对抗。他认为，未来的危险冲突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非西方文明都以西方为对手，它们会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火箭对抗西方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