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6)06-0039-11 在西方现代性的道路上，科学和技术最终驱逐了上帝，使自然去魅而把人抬到神话的高度，但它却悖反地使日常生活世界成为一个空壳。海德格尔将现代性的这种状态诊断为“对存在的遗忘”。当“日常生活批判”渐成学术行话，我们也已经捡到那只海氏扔下的漂流瓶。在今天，如何解读内含在那一诊断中的相关讯息（如“人被隐去”、“日常生活的意义流失”等）呢？ 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概括，“对存在的遗忘”描述了贯穿现代性全程的基本危机，但正由于海德格尔强调的时间视野的重要意义，对“对存在的遗忘”的探讨亦必须语境化。这将使我们注意近三十年来形成的一个独特难题：日常生活由于“内爆”(implosion)而成为一种不可能性。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这个问题是高度现代性的一个自然后果，它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作用，而是广泛地与科学、技术、资本、市场、国家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不过，20世纪下半叶以来逐步升温的媒体（信息技术）革命以异常的方式将那些因素高度地整合起来，并在经验层面上有组织地侵蚀了日常生活的基础。无论如何，这个难题的出现，对“对存在的遗忘”及其克服便不可能按照既有的现代性批判思路进行。亦因此，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现代性危机的再一次深化或转型。 一、媒体与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的建构 日常性是在20世纪才被论题化的。对于许多人来说，它似乎是一个新近的“发现”。然而，我们不应当误读这个“发现”，仅把日常性视为现代世界的产物。因为，如果说日常性是我们的存在状态，那么，历史一旦开始，人类便浸泡在日常性之中——日常性既是他呼吸的产物，又是他的呼吸得以进行的氛围，这一点至今并没有改变①。正是由于这一点，日常性与存在问题始终联系在一起，并由这种联系进入历史。也正是在历史中，我们才能够理解：日常生活的论题化，作为一个自我反思事件，它见证了人类在日常性之外确立自身存在本质的做法是如此之久，以至于忘记了生活本身。这是近代欧洲造成的存在难题。 我们无须重复20世纪西方思想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部思考，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发现”日常生活之际，它已经失去了其原始性，在历史中变得难以辨认。在现代性扩张过程中，理性、科学、技术、工业、资本和市场的力量使经济、政治、文化的边界日趋明显，维持着日常性／非日常性的严格区分，同时又将之纳入同质化的过程，使之晦暗不明。所以，日常生活引起人们注意的时间也不短了，但是对它进行严格定义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也就是鲍曼所描述的那种语言（和情感）上的矛盾性(ambivalence)②。 值得一提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列斐伏尔为解决这一困难（亦是一种历史理解的困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他强调，研究日常生活是希望改造它，改造它就是把它的混乱置于日光下和语言中，就是使其潜在的冲突表面化并因此击碎它③。从这一视角我们看到，无论是马克思、马克斯·韦伯、西美尔等现代社会理论的先驱，还是胡塞尔、卢卡奇、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不同的哲学探索，抑或米兰·昆德拉断言的四个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小说，不同的话语在离析现代性日常生活建构逻辑的同时亦干预着那种逻辑。现代世界的变迁经验表明，日常生活并不天然存在，而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场所，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争取的场所④。 本文的焦点是媒体革命对当代日常生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是在现代性日常生活建构逻辑上发生的。在根本上，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是通过与资本积累动态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创伤性的和冲突性的关系——而形成的。在现代日常生活中，个体既是资本生产以及以维持这种生产正常运行为己任的政治权力所规训的对象，又是抵抗力量的场所。大众媒体正是在这种双重斗争中发挥作用的，如媒体之“中介”这个原始含义所表明的那样，它既是匿名化了的权力施于个体的中介性工具，又是个体徒劳地自发反抗的手段。因此，对于媒体的作用，亦必须在此背景下进行分析。这意味着，虽然我们把媒体置于焦点位置，但并非简单地把媒体视为终结的原因。 媒体与日常生活，并不是两个孤立的事物，它们存在并纠缠在一起。只是在今天支持我们讨论语境的那种社会结构改变了它们各自存在的方式及其相互关系。人们早已认识到，作为一个人与他人从而与整个社会发生联系的那些信息工具，媒体的发生经历了从口头到印刷再到电子的转移，人们日常生活亦经历复杂的变迁。 以电子技术为支撑的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的泛滥，其结果并非仅仅形成了独特的大众文化或媒体文化。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日常性建构是借助媒体才得以完成的，并且日益强大起来的媒体不满足于自己的工具地位，它现在要求按照自己的逻辑和形象来安排世界。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在建构货币经济和契约政治（从而实现独立个人之间平等而自愿的联合）过程中，对于普遍的交换具有深刻的依赖性，而这最终形成了这样的事实：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⑤。在物的依赖性之中的“抽象”（即理性）统治（马克思）、“无人统治”（韦伯）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好是一种镜像结构——商品与商品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对照才获得自身的价值⑥。这种结构即是媒体作用的机制，它最终成为绝对权力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