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一、当前我国在反贫困工作中存在的重要问题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贫困人口曾经占世界贫困人口总量的20％，但经过近20年来的改革与发展，贫困人口在大幅度减少，贫困程度也在不断减轻，从而使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近几年来，随着贫困原因和形势越来越错综复杂，中央和地方政府虽付出了极大努力，成效却不显著，且返贫现象极为严重，2003年，我国贫困人口不降反增80万，这些现象说明我国在扶贫的工作中仍存在很多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扶贫的政治色彩较浓，重形式的东西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农村扶贫政策经过两次大的调整，总体而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坚持以项目为中心的开发式扶贫。这种扶贫项目、扶贫工程大多当做政绩来完成，在扶贫过程中没有把贫困者当成脱贫的主体而是把他们当做脱贫的工具，在整个扶贫过程中，扶贫者很少与贫困者沟通、交流，而是将扶贫项目、扶贫工程强加给贫困者。如劳动力转移项目，只注重把劳动力移走，很少注重最终的实际效果，这些劳动者有没有真正脱贫?再比如小额贷款项目，如今除了少数几个还在正常运作外，基本都以失败告终。即使是在成功的例子中，也很少还在坚持原初的那一套“每周一次还款，每周一次开会”的规训制度。同时，在整个扶贫工程中侧重“输血”而不注重“造血”，只是以资金注入而并没使贫困者生存和发展的本领得以提高，如每年春节领导都要登门走访贫困户，发放慰问金等。 （二）贫困文化的刚性逐渐突显。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模式，反贫困被认为是政府的事，与自己无关，政府给钱就要，政府让干就干，项目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没有自己的事，另外，他们掌握的资源也是十分有限的，残酷的现实使他们也不敢去冒更大的风险来动用只够眼前生活的资料来改善他们的生活，久而久之，贫困者也就形成了“等、靠、要”的思维模式，而缺少贫困人口的积极参与和脱贫的主动性，“贫困文化”就这样形成了[5]。 （三）改革缺乏连续性带来制度不完善。如我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新旧体制之间的碰撞与摩擦必然会在社会经济各领域中显现出来，转型时期的制度要有一定的连续性，不能有所断裂。一旦断裂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如：国企改革带来的保障资源与单位联系的脱节。社会保障制度实质是资源再分配制度，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曾经与单位制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即社会再分配是通过单位实现的，所以是个人的保障资源，然而无论是收入资源，还是医疗资源，离开了单位就失去了资源。而我国在体制改革中，单位制弱化的同时，没有建立起一个替代的制度形式，造成了原有制度多方面的断裂[6]。换句话说，就是在改革之前必须对这些可能出现要有所预测，有所准备，否则这样的改革必然带来很多更为严重的问题。如在这个断裂的过程中，一些与原单位较少联系的老年退休者在收入、医疗和住房制度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国有企业一方面竭力迫使工人提前退休，从40岁到60岁都陆续被纳入“退休人员”的行列；另一方面，社会又不承认这些被迫提前退休的工人为“老年”，劳动部门至今拒绝将那些提前退休的工人纳入养老保险的范围，结果那些40岁左右的下岗工人必须熬到60岁以后才能申请养老金。这就是改革不连续性的直接后果。 （四）城乡政策的隔离性。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1952—1989年，国家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提取了9716.75亿元，加上农业税1215.86亿元，共达10932.61亿元，农业资金净流出量达7140.56亿元。目前，城镇人口（流动人口除外）享有防范贫困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下岗人员生活费；第二道防线是失业保险；第三道防线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农村经济贫困群体，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则没有这些防线的保护，完全暴露在制度保障之外[7]。这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户口管理体制是相背离的，也是对通过购买房地产、投资办厂、交纳城市增容费等途径获取城市蓝印户口者的欺骗。既然是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有资格申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资格，为什么还有红本户口与蓝本户口的区别呢?这很显然就是一种隔离，毫无公正可言@。 （五）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减贫绩效。安德森在1964年发表的《利益均沾：经济增长和美国家庭贫困的程度》一文中提出，经济增长能有效地抑制贫困，经济增长有助于减低贫困的发生。人们称这种现象为“利益均沾经济”，并且视这些穷人为成功的政府财政政策的得益者。遗憾的是，这一论点并没有在经验层面被证实。事实上，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利益均沾”的经济现象并没有发生，贫困率并没有就此降低。我们知道，地区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助于该地农村贫困的减缓，有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令人深思的问题是，贫困人群从收入增长中得到的好处究竟有多少?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而言，是一样多还是更少，或者，根本什么也得不到?而现实世界的发展格局已经说明，当今的富国与穷国之间、一国之内的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甚至一个地区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并没因为整个世界、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增长而被消除，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依然存在，所以说经济增长并没有改变贫困。经济增长了，贫困者依然贫困[7]。 （六）农民尤其缺乏知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同时强调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而农民的知识贫困是农村经济贫困的重要根源。主要问题是农民的文化科技水平和从业技能偏低。有关资料表明，我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3％，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农民不足5％，受过技能培训的仅仅1％，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整体素质不高。另据2001年中国科协对中国公民科学素养的调查结果显示，具备科学素养的农村居民仅占4％。农民文化科技水平不高，致使他们对信息、新技术的认识能力、消化能力都不高，导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就业竞争力，大多数农民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只有极少人从事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