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8年的11年，是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蒸蒸日上的11年，也是农业、农村和农民推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11年；1988～2001年的14年，虽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4年，却是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村凋敝和农民生活艰难的14年。在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为什么会出现大范围、多人口、长时间经济凋敝和生活艰难呢？这是不能不反思的大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 “三农”政策出现偏差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民和农民工政策是有失误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在教育、卫生、养老等方面的权利不仅没有随经济高速增长提升，反而下降了。最明显的指标是，90％以上的教育、卫生、养老等公共资源非农化，农村一度出现大面积读不起书、看不起病、连五保户都无人管的现象；农民作为中国改革的开路先锋，其政治权利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90年代以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近2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至今不能在城市安居下来，也没有进入社会保障体系，更无任何政治权利。可以说，近30年经济连续高速增长，既是少数人资本原始积累和扩张的过程，也是广大农民和农民工为增长与繁荣付出代价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业政策是有失误的。1986年后，我国大宗农产品已经自给有余，增产不能增收，标志着我国农业进入“追求价格增长效益阶段”，农业发展策略的重点应该转向“资本密集+农民组织密集”。为此，小农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获得农产品议价、定价的权利，并在金融的支持下获得农业产业延伸的增值收益，才能获得“价格增长效益”。遗憾的是，90年代不仅没有发展出新农民组织和新的农村金融，失误的政策还导致既有农民组织逐步解体、既有金融体系走向崩溃。90年代以来，农业政策从四个方面摧毁了既有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 第一个是土地制度改革。1977年到1988年的土地制度对农民最有利，农民集体有权用土地发展乡村企业，农民不仅可以分享土地农用收益，也能分享土地非农用的绝大部分收益。1988年后，《土地管理法》出台，特别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政府剥夺了农民组织将土地“农转非”的权利，并逐步弱化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朝着“国家所有+农户永佃”的方向演变，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资本化)增值收益的权利基本丧失；2000年前后，随着“三提五统”和“农业税附加”的取消，农民组织分享土地农用收益的权利丧失，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名存实亡。 第二个是经营体制改革。上世纪90年代，部门垄断又回来了，农药、种子、粮食专营和生猪定点屠宰，把80年代发展的乡村集体企业全部压垮。农民组织起来分享农业产业延伸(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等等)收益的发展道路，被封死了。 第三个是乡村企业的强制性改制运动。上世纪90年代，在中西部地区乡村企业不堪重负的时候，外资却在享受超国民待遇而大举进入沿海地区，且享受着1978～1988年“集体土地非农用”的特殊待遇。沉重的税负和不平等的竞争，给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雪上加霜的打击。主流对中西部乡村企业和农村经济凋敝的解读是“思想不解放”和“管理落后”。在政府强力主导下，中西部农村进行了一场逼迫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农民(组织)的“集体经济”改制和解体运动。有钱有权的人，借政治性“改制”运动之势，大肆低价或无偿拿到农民组织的企业和自然资源，“改制”几乎成了“抢劫”农民组织经济基础的运动。笔者是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改制了，就是思想解放，就有财政的产业化资金扶持和金融的信贷优惠；不改制，就是思想不解放，不仅无经济优惠政策，政治上也有压力。这样的“改制”，既违背了市场经济所有制平等和经济主体平等的原则，更违背了村民自治原则。 实践已经证明，那些“思想不解放”，依然坚持集体经济的7000多个村子，现在都发展得很好，成了全国各地政府所树的新农村建设典范。 第四个是农村金融体系的非农化改革。几大银行相继在上世纪90年代撤出农村，农村信用社也嫌贫爱富，改革的结果是将农民获得贷款的权利推向了市场，但又不许农民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开展合作金融。这样的政策，加剧了农民组织经济基础的解体。 上述四板斧，导致了绝大多数既有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的全面瓦解，绝大多数的农民组织名存实亡了。90年代不仅大大削弱了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还选择了扶持“资本家带小农”的发展策略，走上了扶持资本家剥夺小农的“菲律宾发展道路”。这就是9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生产生活困难的重要原因。 “扶持资本家带小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50年前菲律宾就走过，菲律宾也因此由亚洲的典范国家，衰落成了亚洲的二三流国家。而日本、韩国、台湾用了100的时间，限制资本家下乡剥夺农民，扶持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始终坚持城乡协调发展，结果都超过了菲律宾。 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政策是有失误的。90年代以来，政府集中经济发展的一切成果，用于大城市规划和建设，连公共教育和医疗资金也几乎全部集中于城市。还用极不平等的政策为城市发展而剥夺农村土地、水、气、油和劳动力等资源——只要农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只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成为市民——城市变成了欧洲，农村却几乎到了“无河不断流，无水不污染”的地步。市场规则泛化，公共资源的配置也按照市场规则配置。好老师进城了，好医生进城了，并且一反80年代农村干部、教师、医生工资收入高于城市的政策，城市干部、教师、医生的工资反过来比农村干部、教师、医生高出许多。农村孩子读书要进城，农村人看病要进城，读书要择校费，看病要红包。孙立平惊呼：社会断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