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绩效管理作为当今世界公共管理领域的一种管理模式，主要通过缩小政府管理人员规模、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改革行政管理系统(公务员系统、政府采购制度、预算系统)、改革政府机构文化、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政府机构实际工作的效率(再造基本工作程序，以更低成本获得更高政府生产力)等途径实现。在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国所实行的政府绩效管理中，完整体现了企业在经营中所一贯追求的效率、质量、顾客至上、力求完美的精神。[1] 著名的政府绩效管理改革包括英国的下一步行动方案、美国的政府再造、加拿大的公共服务两千计划、欧洲共同体会员国倡导的公共服务革新、新西兰的财政与人事改革、澳大利亚的财政管理改进计划等。国内的山东烟台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南京和珠海市万人评政府、福建漳州机关效能建设、厦门市思明区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甘肃省非公有制企业评价政府部门等等。 政府绩效管理系统能为决策提供依据，使管理控制更加有序，更容易看清政府运作的情况，降低政府成本，提高政府效率，达成工作目标。政府绩效管理推动下，民众意愿得到迅速回应，社会难点、热点问题得到及时解决不稳定因素得到有效化解，突发公共事件得到妥善处置。科学管理机制建立完善，政府各部门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充分挖掘，服务意识明显增强，企业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落实和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改善，政府机关形象明显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提高。随着政府绩效管理系统不断改良，由惟以GDP为主的经济发展衡量指标是瞻转变为同时关注人民生活、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由简单的量化客观数据到主观的公民满意程度等，由只注重政绩结果考核到同时注重绩效管理过程中的沟通、反馈、改良等。公共部门绩效的内涵很丰富，绝不是单纯的用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能够涵盖。公共部门的绩效要求是既能够提高工作质量，节约政府成本，又不片面追求效率。可量化的指标追求效率，不可量化的指标追求效果，并且整个政府的运作是个可持续可改善的系统进程。但在政府绩效管理实施过程中，可能因为绩效管理本身的工具性失效、执行偏差、法制环境不完善等等原因，导致政府绩效管理扭曲变形，进一步造成政府公信力降低、政府合法性减弱、政府经济人色彩浓重、公共权力的寻租有机可乘，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一、重塑了一个全能政府 正当GDP不作为政府头号核心指标时，一系列形形色色的指标纷纷都被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这个大筐中。从“二氧化硫排放减少幅度”到“R&D经费占GDP比重”，从“人均社会销售品零售额”到“每千人拥有病床数”，少则二十多项，多则四五十项，凡是和社会发展相联系的全部包揽。行政部门将本该属于市场、属于法律调整的事务，圈入自己的行政羽翼之下。“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率”、“进出口额”等等这些经济指标代表市场的发育程度，从亚当·斯密时期开始，市场就公认为由看不见的手操纵，在大政府小政府间徘徊了一段时间后，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政府“守夜人”的角色的回归、有限政府理论逐渐成为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治理理论的主流。我国这个特殊国情下，由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时期，地方各级政府很多还是习惯于扮演强势政府的角色，习惯掌控整个社会发展，直接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直接干预经济生活，以一些约束性指标衡量诸如营业收入、制造业比重之类的指标，从政府的角度出发，这是对经济的推动，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这是对就经济的管制。这还是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就像企业还没弄清楚什么是科学管理，就开始大搞绩效考评。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问题，主要是为市场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一个现代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于直接介入市场，而是在于它究竟制定了多少有利于市场健全发育的宏观规则。绩效指标考核体系将生产总值、环境保护、人民生活、城乡发展等等所有问题都作为政府考核的对象，就等于将政府作为一个代替社会自治、代替市场运作的全能机构。绩效管理是打着“重塑政府”旗号的新公共管理的重要分支，旨在节约政府成本，缩小政府规模，提高政府效率。现实情况就变成：一边在给“行政国家”减负，一边柴米油盐面面俱到。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政府最好是信任社会生活本身的内在活力。 二、腐败治理依旧是个难题 转型国家最容易滋生腐败，据行贿指数调查，最肆无忌惮的腐败发生在公共工程领域。石油及天然气、房地产、电信、发电及输送、采矿、运输仓储、医药医疗、重工业制造、银行及金融、民航、森林、信息技术、渔业、轻工业制造和农业等等，没有政府不管、不审批定夺的。无所不管、无所不做的政府，显然行政成本高昂，更要命的是给腐败留下了空间。 本应上交国库的税金，就会通过一种对征税官员与纳税者都有好处的直接交易方式进入双方个人的口袋里；本来属于国有资产的土地，就会通过对政府主管人员与开发商都有好处的直接交易方式销售出去；本应是保障民众安全的建筑安全标准，也会缘于对政府部门的监查人员与建筑商都有利的直接交易，变得名存实亡。 西方国家的政府丑闻大都与官员直接干预经济有关，政府干预经济成为官员腐败的温床。公共部门引入绩效管理的本意是为了解决权力与责任的问题，GDP、财政收入增长、公共工程、政府采购、重大事故责任等等的考核与政绩挂钩，考核结果同时抄送组织、人事部门作为干部任用、奖惩的重要参考。对不履行职责、造成重大事故责任、社会影响恶劣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政府官员为其所管辖的项目领域或者指标经营决策，政府官员的身份向企业家转变，公共行政精神也变成企业家精神，政府像个企业一样在市场内与民争食，从事招投标、选立项目经营管理活动，不论政府是否刻意创租，都有留下极大的寻租空间。权力和责任问题还未明晰，又产生权力和利益的腐败问题。纳入考核的项目纷繁复杂甚至泛滥，该由法律调整的事务，也一并由政府说了算，难免有以权代法的嫌疑。所以政府官员又不完全像企业家，手握公共权力的人操控市场的运行规则，他们的腐败比企业的腐败远远要可怕的多。寻租是政府经常插手市场事务，对市场进行管制的真正利益动机。寻租不仅会恶化政府形象，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弱化政府政治合法性，而且破坏了有序的竞争，扰乱市场机制，使社会资源不能按效率最高的原则进行配置。国家的或者全民的财富被分散成细流，最终流失，整个社会的效率变得越来越低下。 相当多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都包括招商引资，把“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等等作为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考核依据，甚至是干部晋升的标准之一。招商引资是发展当地经济的一种有效举措，但是政府在实际运行中，一方面，缺乏专业的招商引资队伍，不熟悉国际经济规则和惯例，对专业的招商引资知识知之不多，外语能力差，眼光和视野较窄，思维不敏锐，对市场把握能力不够，另一方面，政府把引资的任务摊派到各单位，致使单位负责人可以借招商引资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国内冬去海南，夏到龙江，春逛沿海，秋游青藏；国外欧洲，美洲。项目不一定能招来，报销的票据却厚厚一叠，公私不分，泾渭合流。钱没少花，正事却没有干多少。政府微观干预能力在提高，却不能提供经济和市场发展所要求的服务，只会增强各种寻租活动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