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这一战略部署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道，共同构成了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标志着我们党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达到了新的理性高度。 回顾十六大以来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构建和谐社会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总结中国改革发展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的基础上，深谋远虑地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六大目标之一（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03年三中全会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并特别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2004年四中全会中央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提高执政党的五种能力之一提出。2005年2月19日，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胡锦涛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构想。同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专题学习。10月份召开的五中全会又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立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到了六中全会，中央把社会和谐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高度，全面阐述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基本原则。可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长期的执政经验基础上，将社会主义理想同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和发展理念。 基于各级政府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所担负的重要职责，《决定》还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求，并就服务型政府的宗旨、职能配置、管理方式、行为模式等方面作出原则性规定。这对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和谐社会建设既是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又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发挥社会各个组织和全体公民的作用。这其中，各级党委政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主导性作用。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各级政府是党和国家的具体体现，“关键在党”在很大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关键在政府。 首先，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者，是社会利益整合的主体。社会和谐说到底是社会利益的协调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的作用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的分化，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利益格局。不同的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在竞争社会稀缺资源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利益冲突。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整合者，一方面必须为社会资源的竞争制定公正的规则体系，并保证规则体系能够有效地制约社会资源的竞争；另一方面必须通过社会二次分配，进行必要的社会利益协调，使竞争的失利者获得一定的补偿。任何一种社会和谐，都以社会规则系统的有效运作为前提，政府如果不能很好地发挥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的作用，发挥社会利益的整合作用，社会利益的冲突就可能发展到瓦解社会秩序的程度，发展到社会共同体解体的程度，社会文明也就会退化到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因此，要在市场化和经济起飞进程中有效地维系社会的和谐，首先就必须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保障社会规则系统的有效运作上的作用。 其次，政府是公共资源的配置者，各级政府能否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是社会能否实现和谐的重要决定因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中国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但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市场也绝非资源配置的唯一方式，政府同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政府手中掌握的近4万亿的税收和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使政府具备了相当大的调节国民经济社会生活的实力。各级政府如果能够本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合理地配置其所掌握的规模庞大的公共资源，重点解决好突出的民生问题，和谐社会秩序的构建也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再次，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决定了各级政府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了1000美元，产业结构转型速度正在加快，社会利益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社会转型正面临关键的临界点，社会进入了一个既充满发展机遇又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的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能否实现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维系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能否制定和实施合理的公共政策。政府是国家公共利益的代表和管理者，它通过制定充分反映公共意志的政策、确立社会普遍遵从的行为准则、调整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来维护公共利益，保证社会公正，推动社会健康、协调发展。在当前事关中国未来命运的重要阶段，如果政府采取的政策妥当，就可以带领人民平稳度过这一关键期；如果在政策导向上发生重大失误，则会激化矛盾，造成社会动荡，阻碍经济与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