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各国政府事实上都面临一种无法回避的挑战：社会公众一方面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避免公共开支过大，在不加重税费的前提下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这就对政府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20年来，为迎接全球化、信息化、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以及摆脱财政困境和提高政府效率，一股公共行政改革的潮流席卷了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全世界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府治道变革运动。在政府改革方面，主要趋向就是精简和重组政府机构、精简人员、转变政府职能、改变运作机制、还权于市场、公民组织与公民个人。在这一股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中，新公共管理（NPM:New Public Management）的实践模式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最基本趋势。它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以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为理论基础在西方公共管理学界形成的。这一管理思想对西方各国的政府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市场机制改造政府、以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的公共行政改革浪潮，推动了传统的韦伯官僚制模式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管理新模式的转变。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国家的普遍展开，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英、美等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行政架构、管理理念和服务范式，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大大促进了西方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需求，同时也增强了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不仅如此，新公共管理思想所形成的这股强大的公共行政改革力量，也正越来越多地影响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管理改革。 因此，总结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为了适应全球化发展进程，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公共行政改革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思想——新公共管理模式，通过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理论基础分析，来不断地探寻未来行政改革的对策，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现阶段政府行政管理的绩效。 一、我国行政改革的历史沿革与发展 我国自建国以来，随着国家建设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其行政组织先后进行了多次改革。从整体上来看，这些改革基本上是围绕着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管理的重点目标而展开的，其基本的形式也是世界通用的，如调整结构和精简人员，以及后来的转变政府职能等等。这些变革，反映了我国为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对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不断认识和不断发展。但是，这些变革并未完全取得预期的成效，特别是1998年以前的数次行政机构改革，相反而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行政管理体制上的某些弊病和不足，因而严重影响了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充分而有效地发挥，并且不约而同地出现和形成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合并——分开——再合并——再分开”和“权力上收——下放——再上收——再下放”的三个循环怪圈。因此，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未来的发展模式，对于提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行政管理的效能，深化改革开放，进而推进社会主义大业，是十分必要的。 1982年以前的多次行政改革是我国建国初期进行的，由于“抓革命，促生产”是这个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所以行政改革都是在不触动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体制的前提下，围绕着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而展开的。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体制有三大支撑点，即工作重心以阶级斗争为纲、追求纯粹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这三大支撑点不易被触动，改革也就根本没有涉及到政府职能转变和与其他改革配套进行等深层次的问题。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从1982年开始的。1982年行政改革的任务主要是精简人员，要求干部年轻化、组织规范化，大量设立经济部门，逐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1988年又发现，仅仅农村改革还不够，还要进行城市改革、政治改革，要将机构改革纳入政治改革之中。1992年，邓小平提出搞市场经济，随后的机构改革，特别强调的是政府的经济职能，完成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1998年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是最大的，同时也是回潮最少的。因为我们逐渐摸索到了一些经验，考虑如何向国际规则靠拢，加速入世，这时将上一轮改革提出的政府职能转变当作核心要求，逐渐废除不合国际规则的做法，主要是调整经济职能部门，管产品管行业的部门放在国家经贸委和其他部门下面，直接的经济管理部门越来越少。同时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加强调控力度。到2002年，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政府的指导思想、部门设置、调控力度、运行方式基本上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2003年的改革与1998年改革的不同可能在于我们现在是在加入了WTO之后的改革。加入WTO，我国政府作了许多承诺，而要保证这些承诺到位，必须深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更重要的不同在于，中共十六大的召开，明确地提出本世纪前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同时将政治民主化、政府法治化提出来，也提出了法治国家的要求。 但是，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改革相比，我国的行政改革还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已经取得的成绩也还是刚刚起步，要想把取得的成果落到实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还有许多问题要我们去克服。 二、我国行政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机构膨胀与“吃饭财政”的问题。 经济学家们经常假设个人是以追求自身利益为最大目标，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官僚的行为追求的是什么目标最大化？尼斯克南认为，官僚竭力追求机构最大化，机构规模越大，官僚们的权力越大。正因为官僚机构以机构规模最大化作为目标，导致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入，甚至财政支出规模增长超出了公用品最优产出水平所需要的支出水平。所以，任何全能政府都具有自我扩张的冲动，如果缺乏制度约束的话，政府机构将按照帕森斯定律而不断膨胀，直到财政资源难以为继而止。这不是说中国的财政能力已经走到了崩溃的地步，但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确实已经变成了纯粹的“吃饭财政”。在我国，各级政府长期以来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全能政府的角色，加上预算约束与权力制约的双重不足，使得各级政府机构都陷入了人员膨胀的状况。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党政机构膨胀问题积重难返，导致国家行政成本水涨船高，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绊脚石。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党政群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已达到3140万人，其中党政群机关906万人，事业单位2234万人。县以上各级党政机关超编约60万人，乡镇一级超编约216万人。因此，各级财政不堪重负，精兵简政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