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首相安倍晋三2007年8月对印度的访问为标志，日本的“价值外交”（value-oriented diplomacy）开始从领导人的讲话和对策提议正式变成了鲜明的政策实践。主张在“分享的民主价值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紧密型的“大亚洲”联合，已经成为日本外交的“新标签”。由于2007年以来亚太政治中出现了美、日、印、澳军事与战略合作增强的新趋势，日本的“价值外交”直接构成了亚太军事与战略力量重组进程中的战略与外交“新攻势”。日本历来不具有“价值外交”的传统，为什么安倍政府要强势推行“价值外交”，这其中究竟体现了日本什么样的战略思考？“价值外交”将是一项持续的外交战略，还是日本政府权宜性的对策措施？它将给亚洲政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面对大打“民主牌”而对中国采取外交战略攻势的日本，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是我们了解和应对“价值外交”所必须的。 “价值外交”：定义、概念及其表现 “价值外交”在世界政治中并非什么新鲜货色。基于对民主、自由与人权等基本价值的尊重而强调这些基本价值是外交政策的基础与原则的外交实践，是二战后西方大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尖锐对抗被西方国家无一例外地看作为了捍卫西方的自由价值而进行的殊死搏斗，各国争取国家安全被直接定义为维护基本价值而采取的努力。① 冷战的终结，使受意识形态驱动的价值争夺不再是世界政治冲突的主要根源，地缘战略利益的竞争也不再简单地被赋予情绪化的价值竞争的“帽子”。意识形态争论还存在，但价值的差异已经不再导致各国因意识形态分歧而走向决裂。以地缘战略诉求为导向的“价值外交”开始进入低潮②。尽管西方不少国家依然将其自身的价值理解和价值实践当成外交的重要目标，但降低国家竞争层次上的价值争议，在外交行为中避免以意识形态“划线”，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普遍趋势，其根本原因：一是以人权、自由为代表的国际价值的全球推广，后冷战时代促成了以人权为代表的国际价值的普世主义发展。二是西方实力的优势地位已经确保其所面临的价值侵害被弱化到了最低限度，也就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所强调的，冷战的结束是西方价值的胜利。后冷战世界是“问题”的急迫性远大于“价值”统一性的世界。即便是拥有世界最强大实力的美国，也无法控制世界范围内资金、货物、人员、药品、疫病、污染和观念的流动。③ 三是世界政治的“后冷战时代”的深刻转型，使得大国在价值执行的国际规制层面已经前所未有地相互接近。美国所具有的单极霸权优势，使其不再担心自己所倡导的价值原则会成为现实政治中受到其他大国挑战或者威胁的来源。“价值外交”虽然继续存在，例如，美国的“人权外交”就是典型的“价值外交”，欧洲国家的自由主义外交理念也非常注重“价值”要素在国际交往关系中的实现，但其根本特点已经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对抗，转向了后冷战时代保持和享有“价值优势”以获得利益的话语、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实利考虑。伊拉克战争的性质，正如美国著名军事和战略问题专家麦克·奥汗龙所言，反映了“美国军事力量的信誉以及美国和其盟国所捍卫的公共价值”。④ 在个体国家层次上，后冷战时代的“价值外交”主要集中在双边关系领域，表现为某些国家在外交政策目标和理念中对自身所认定的价值系统的重视。或者，也体现为某些区域组织强调成员国共同关注的“群体外交”，例如欧盟对外政策强调其成员国对外交往中应该体现对欧盟所提倡价值的尊奉与倡导。但“价值外交”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地表现为通过联合国和区域组织等国际制度所表达的国际关系的集体诉求，国际价值的提倡更多地表现为对国际人权的尊重和保障。⑤ 这样的“价值外交”虽然也引起争议，各国在价值关注的背后依然存在着复杂的利益与战略动机，但至少已经不再以国家的“集团化分裂”或者以冷战式的意识形态差异来重组国家集团。进一步来说，以关注价值尊奉为导向的“价值外交”只有同特定的合作或者援助政策相联系，才能真正在一个国家具体的对外政策中真实地表达对价值倡导的影响力。换句话说，一项行之有效的“价值外交”如果缺乏实际的能够有助于价值实现的政治、商业和贸易政策，不仅会流于空泛，更有可能在政策目标和落实政策的具体能力之间产生巨大落差，因而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曾明确提出，“在许多有争议的外交议题中，道德的关注并不提供对具体行动的清晰指导”。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中，“区域”在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的发展大大压缩了传统干预性的、意识形态化的、以个体国家地缘战略利益为导向的“价值外交”的国际空间。后冷战时代的“区域政治”是降低和免于“价值外交”的合作政治。这一方面是因为区域环境除了欧洲具有文化、历史、宗教和政治制度上的类似性之外，其他世界各大区域或次区域都存在着鲜明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种族上的多样性。强调区域合作和团结的“区域化”进程的发展，必然要求区域内国家尊重各自的多样性发展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价值的多样性，克服传统和历史导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而将分享的利益和对和平与繁荣的共同期待视为通过区域化进程可以实现的目标。这种紧密的、多边合作基础上的区域化进程，才是真正能够克服差异、在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价值趋同的必由之路。这一点在亚太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是APEC、ASEAN还是ARF，或是今天致力于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机制，成员国之间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都是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可以跨越的“门槛”。亚太地区成功的区域化合作进程，都是在避免“价值外交”的基础上取得的。著名区域主义理论学者哈雷尔在总结区域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意义时精辟地指出，“冷战的结束和区域主义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可以克服国际关系系统层次上因为对安全的过分关注而难以避免的权力政治的主导，并通过区域主义的发展展示全球化的政治成果，避免‘安全困境’等以往大国关系的主题继续窒息世界各国对繁荣与合作的渴望——区域合作因而是克服因为权力政治而膨胀的价值冲突的最有效办法。”⑦ 即便是区域政治合作进程需要提升价值因素，普遍的国际实践也是从区域国家历史和传统中寻找可以共享的价值元素来促进认同的发展，而不是将意识形态差异列为价值倡导的中心。事实上，无法克服对区域内不同国家价值理解和取向上的差异，区域合作是无法深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