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386（2007）04-0059-08 冷战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是以东盟为主轴而展开的。东盟组织发起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是目前亚太地区唯一的涉及整个地区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东盟特色的制度文化和行为规范—“东盟方式”已经扩大成为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的重要参照指标。目前，学术界对东盟在冷战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作用的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东盟的大国战略。一般认为，冷战结束后，东盟在亚太地区大国之间推行均势战略（或称大国平衡战略），力求通过聚集所有大国的势力，使之相互制衡、平等对话，共同参与建构和维护亚太安全新秩序，而东盟在其中周旋和协商，扮演平衡者角色，发挥主控中心作用；① 第二，东盟地区论坛的创立及其作用。大部分学者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给以积极的评价，他们认为，东盟地区论坛作为亚太地区唯一的政府间安全对话机制，它的建立和成功运作，既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员国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又为亚太地区持久的和平指明了方向。② 有的学者甚至从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理论出发，推断东盟地区论坛通过规范的社会化和认同的培养，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利于建构一个地区多元安全共同体。③ 同时，也有部分学者站在传统现实主义的立场分析，认为东盟地区论坛仍然是为各国的国家利益和实力均势政策服务的，或者只是力量均势的补充和润滑剂；④ 第三，“东盟方式”的内涵和价值。目前，学术界对“东盟方式”研究的重点放在其起源和内涵上面。关于“东盟方式”的价值方面，对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主流观点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既肯定它的价值，又要认识到它的不足甚至消极作用。⑤ 但是，学术界对于东盟在冷战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的领导角色的成因，缺乏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尤其缺少相关的理论解释框架支撑。有鉴于此，本文将尝试引入国际制度中的政治领导权理论分析冷战后亚太地区力量结构的特点，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入东盟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作用，最后探讨“东盟方式”在亚太地区的适用性和价值。 一、国际制度的政治领导权理论与亚太政治现状 从历史上国际合作的经验来看，一项国际制度要获得成功，政治领导权不可缺少。冷战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首先无疑是国际制度的一项创新。在此，为了说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领导权问题，我们不妨引入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相关学说。根据该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奥兰.R.扬（Oran R.Young）的观点，在（国际）制度（或机制）形成过程中，有三种类型的政治领导模式，即结构型的领导（structural leadership）、倡导型的领导（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和智慧型的领导（intellectual leadership）。结构型领导一般指霸权国家，他依靠结构性的权力，将物质资源转化为谈判的筹码和条件。智慧型的领导不一定是国际独立行为体，他的作用是帮助观念力量的建构，从而影响参与方对他们有关选择的定义并有助于协议的最终达成。而倡导型的领导，是指利用谈判技巧来影响在制度谈判背景下问题被提出的方式，从而达成彼此能接受的协议。倡导型的领导者们：（1）作为日程制定者，为提交的问题设计在国际层面上进行讨论的形式；（2）作为宣传者，使利益攸关问题的重要性得到重视；（3）作为发明家，设计出有创意的政策选择以克服谈判中的障碍；（4）作为掮客，制定交易协议、征集对重要方案的支持，⑥ 这种倡导型的领导角色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一般来说，霸权国家是国际制度的首选领导力量，但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即使在霸权缺失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国际合作，因为，根据上述理论，倡导型的领导（在智慧型的领导配合下）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发挥制度合作的先行者和组织者角色。 由于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力量结构呈现出混合型的特征，难以形成霸权管治下的制度合作，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政治多元性和安全结构多层次性。亚太这一以太平洋为中心而组成广袤区域，地理上又大致可以分三个次区域—东亚（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北美以及大洋洲（南太平洋）。其中，东亚是各国（尤其是大国）利益纵横交错的地缘战略中心区。冷战以后，亚太地区的力量分布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三重结构：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作为四个全球性大国，在地区事务中拥有最大的利益和实力；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韩国作为中等强国，是地区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东南亚国家作为连接大国和中等强国的桥梁，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力。 其次，亚太地区的大国之间政治上相互信任程度较低，安全关系总体比较脆弱，呈现出一种“亚稳定”状态。这种“亚稳定是一种外部僵硬而仅有相对较小灵活性的状况。在这方面更像铁而不像钢。这种状况易于受到因不和谐的力量冲击而造成的破坏性连锁反应的损害。”⑦ 在中、美、日、俄四大国当中，既有传统军事同盟关系，又有战略伙伴关系，也有非敌非友的竞争关系。美国与日本之间缔结了安全同盟条约，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双边安全关系。中国与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并且以上海合作组织（SCO）为框架形成了进行安全合作。而中国与美、日，俄国与美、日之间尚没有建立稳固的政治信任和安全合作关系，特别是中美、中日关系仍然处于调整之中，定位不明确，敌友状态不明，竞争与合作同在。由于亚太大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导致地区安全结构出现明显的断裂和结构性的制度领导权缺位，使得亚太地区既难以形成像欧盟和北约那样完整的多边安全结构，也无法实现在霸权模式下的地区合作。 第三，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不稳定，一方面使中小国家感到无所适从，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纵横捭阖的机会。特别是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次区域的东南亚位于印度洋与太平洋的结合部，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东南亚国家古代历史上受到中国、印度和伊斯兰等外来文化的影响。进入近代以后，这一地区各国又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保护国。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国家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政权。但是，由于受殖民统治遗留问题和冷战的影响，建国后的东南亚地区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矛盾十分尖利。在20世纪50到60年代，东南亚部分国家加入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美国在当地建立了军事基地，构成防止社会主义扩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的战略链条的重要环节。1967年8月，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五个实行亲西方外交政策的东南亚国家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EAN）。东盟成立之初的主要目标是，致力于东南亚地区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合作，努力塑造和增进民族国家的抗御力（Resilience）与团结，进而培养地区认同意识。70年代初，东盟提出了地区中立化（ZOPFAN）的安全战略构想，试图通过由大国做出不干预东南亚国家内部事务的承诺来实现东南亚地区事务的地区化解决。⑧ 80年代，东盟积极参与了以联合国为首的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平进程，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冷战结束后，东盟积极参与地区新秩序的建构并做出重大的战略调整，以大国平衡战略取代地区中立化传统理念。大国平衡战略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东盟作为中小国家集团的影响力，在本地区设法平衡各大国的利益，并使之相互牵制。“为实现这一平衡，东盟采取两种策略，一方面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使之相互牵制；另一方面把东盟自身当作砝码，在天平的两端进行调节。”⑨ 东盟的这种小国平衡大国的战略，十分类似于19世纪初奥地利国际思想大师梅特涅的手法。梅特涅高超的纵横捭阖术，成就了百年维也纳体系的辉煌。而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实施，使东盟由过去惧怕大国干预，对大国敬而远之，转变为积极介入并巧妙利用大国竞争，从而为东盟参与地区事务并发挥重要影响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