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关系经历了冷战时期同盟关系的确立、冷战后美日同盟的“漂流”及调整、“9·11”事件后美日同盟强化的阶段性演化过程。由于美日同盟各个时期核心现实利益的变化、发展，一方面，美日同盟正在发生结构性嬗变，“美主日从”关系正在向“对等性”、“双向性”和“平等化”的方向演变；另一方面，随着美日同盟功能的扩展，美日同盟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走向全球化和军事一体化。 冷战时期美日同盟关系的确立 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国确立了对日本的单独占领，按自己的价值体系对日本实行改造和制定扶植日本的政策，这为日本选择与美国签署安全条约奠定了基础。1951年日美签署的《旧金山和约》规定：缔约国可在日本驻军，日本可以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等。这就为美日结盟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日本与美国还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并根据这一条约，于1952年2月缔约了《日美行政协定》。根据这些条约和协定，承认美军驻扎日本国内及其周围地区，规定日本向美军提供基地，并分担驻扎费用。这些“美主日从”的规定为确立美日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并构成了美日同盟的基本框架。 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单独占领，在政治上完全丧失发言权。日本的决策层在美国的压力和对自身利益的判断之下，选择了与美国签署安全条约的方式。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基本思路是：在安全上以向美军提供军事基地换取美军的保护，采取“重经济轻军备”路线，腾出主要资源来专心致志地搞经济建设，使日本尽快地强大起来。正是基于政治上的被迫性和经济上的主动性，日本接受了“美主日从”的同盟关系，确立了“以美日关系为基轴”的外交与安全政策。 美日两国于1960年1月又签署了《美日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等相关协定。该新安保条约规定不经美同意不得将基地权利给予第三国的规定，写明了美国对日本负有防卫义务，规定了要加强相互防卫的力量和促进美日经济合作等内容，这体现了同盟当事国的协作关系及其法律地位。 随着冷战的加剧，1978年11月，美日又制定了《美日防务合作指导方针》，赋予了美日在东亚防卫行动原则，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反苏反共的生力军。1981年5月，铃木善幸首相访美时与里根总统发表联合声明，双方首次共同使用了“美日同盟”的表述。这一表述使美日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确认。日本首相中曾根1983年初访美时对里根总统说，“美日两国是命运的共同体”。还对外表示，“日本列岛可以起到不沉的航空母舰的作用”，积极支持和配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政策。冷战后期美苏争霸的态势，客观上使美日同盟关系得到实质性的发展。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漂流”及调整 冷战结束后，西方同盟内部的凝聚力下降，美日两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对外战略的首位，过去被隐藏在共同安全利益背后的美日经贸摩擦日益表面化、公开化。当时美日经济摩擦愈演愈烈，政治合作关系松懈，甚至危及到双方的同盟关系；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对美国说“不”的声音。但是，日本经过各界精英的一番战略论争后确认：尽管冷战后世界形势趋缓，但亚洲地区仍存在地区冲突，日本在安全上仍需要得到美国的保护，美军继续驻扎可以使日本节省大量的军费开支，集中精力发展日本自己的高科技军事力量。海湾危机的爆发，使美国将军事战略重点转向对付地区性冲突；而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上升，又使美日开始重视和加强同盟关系。1992年初，老布什访日时，双方在发表的《东京宣言》中表示：“美日两国认识到战后两国所保持的密切合作给两国社会带来的利益，并决心在此基础上构筑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美国和日本是肩负形成新时代的特殊责任的国家”。也就是说，美日两国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明确了美日同盟关系对维护双方的亚太战略利益的重要作用。 美日同盟经过短暂的“漂流期”后，进入了“再定义”时期，“再定义”的调整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1994年到1996年期间，主要回答了“要不要”美日同盟的问题。1994年11月，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访日时指出：“我们要着眼于本世纪末，着眼于东亚地区将来会发生什么，同日本磋商美日安全条约体制应该如何适应东亚的形势。”他还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一份要求调整对日政策、重新定义美日安全保障体制的备忘录。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由约瑟夫·奈主持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美日安全同盟是美国在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同年11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也称，美日安保体制对于确保日本及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建立更稳定的安全保障”不可或缺的，对美国的东亚战略调整进行了积极回应。第二阶段主要回答了美日同盟“如何做”的问题。1996年4月《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再定义”的全面启动，其掣肘中国，控制朝鲜，防范俄罗斯，维护美日两国在亚太地区“共同利益”的目的性十分明显。1997年新《美日防务合作指针》的制订，是美日同盟继1960年的新《美日安全条约》、1978年的《美日防防合作指针》之后的第三次调整。它进一步扩大了美日同盟的活动范围和职能，为日本的军事行动扫清了道路，确定了新时期美日安全保障体制的战略目标。但也严重恶化了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新指针”发表和日本国会相继通过一系列相关法案，标志着“再定义”进入了具体落实阶段。总之，20世纪“90年代有许多迹象表明，美日之间合作的密切程度在增强，同时为日本将来更大的独立自主打下基础。”美日两国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军事伙伴关系的表现，大大提高了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其“被保护者”色彩逐步趋于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