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1月～2001年9月，在普京接替叶利钦总统职务的初期，俄罗斯政府基本延续了叶利钦从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后开始实行的重点抵制美国单极霸权的外交政策。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很快为普京打破俄美关系全面停顿状态提供了最佳的时机。由此，俄罗斯的对美政策进入了以战略妥协换取俄美关系全面稳定的时期。从2004年10月开始，俄美两国间的三大结构性矛盾日益凸现，普京政府被迫终结对美国的战略妥协，转而对其实行烈度不断增强的战略反制政策。俄美关系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对中俄战略协作产生直接的影响。 一 俄罗斯对美战略妥协政策的确立 在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时，科索沃战争仍然是阻碍俄美两国实现全面外交和解的最大阴霾。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是北约首次东扩之后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最大伤害。它表明美国已经放弃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由其主导的大国合作理念和政策，从而使俄美关系降到了俄罗斯独立后的最低点，它表明1994年以来俄罗斯寻求与美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政策的破产。普京初掌政权时，俄罗斯受到严重伤害的民族自尊仍未达到可以与美国全面和解的平和状态。此前，美国领导人多次就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发表讲话，重点强调联合国已无法对来自一个国家内部的威胁采取行动，为此急需确立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核心的新的国际关系准则，并建立“由民主国家组成的能够维护和平、制止屠杀的国际组织”。克林顿就曾经公开宣称，“科索沃模式”可以成为人道主义干预的普遍模式，“今后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干预未来全球范围的人道主义危机”①。由于俄罗斯存在车臣问题，因此它非常担心本国在以非和平的方式维护国家的统一时，美国可能借机以武力直接干预。 这种安全忧虑在普京开始执政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并在对美政策上直接表现为对美国单极霸权政策的重点抵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坚持在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不妥协的立场，并几乎使用了能够使用的所有外交资源。例如，继1999年之后，又于2000年和2001年，联合中国等国两次向联大提交并通过了《关于维护和遵守〈反导条约〉》的决议案；2000年4月杜马通过《第二阶段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时直接与美国是否遵守《反导条约》挂钩；分化瓦解欧盟大国与美国在NMD问题上的一致性，提出《与欧盟关系中期战略》和EMD（欧洲导弹防御体系）等等。其二，不顾美国的警告，积极联合并支持那些被美国孤立的国家。例如，2000年12月与古巴签署了支持卡斯特罗的《俄古联合宣言》、率先单独解除了对伊拉克制裁、2000年下半年宣布废除俄美之间关于对伊朗进行武器禁运的秘密协定等等。其三，中俄战略协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例如，2001年6月与中国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7月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1999年3月～2001年9月是中俄战略协作的黄金时期。两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协作完全重叠，即反对科索沃模式和维护联合国的权威、维护《反导条约》以保持全球战略稳定。这一时段持续了两年半，有近两年的时间是在普京的任上。 需要指出的是，普京上任后也在思考俄美关系应该如何发展，是走向合作还是走向全面对抗。这种不同于叶利钦时代的外交思考的结果最终体现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和2000年6月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当中。例如，普京将俄罗斯自我定位为“地区性（欧洲）大国”，应避免外部孤立和自我孤立；称“俄罗斯准备消除最近与美国关系中出现的重大困难，维护花了近1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俄美合作的基础”；承诺要“保持各个级别的经常性双边接触，不允许双边关系中出现停顿，不允许有关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主要问题的谈判中止”②。这种对俄罗斯外交的理性思考成为九一一事件后俄美关系全面改善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尽管科索沃战争以后俄罗斯确立了抵制美国单极霸权的政策，但是由于俄美两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巨大差距以及普京政府将优先发展本国经济确定为俄罗斯的基本国策，因此俄罗斯一直在寻找打破俄美关系全面停顿状态的最佳时机。九一一事件以后，由于消防救火式的现实安全的需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寻找并确定潜在的势均力敌的全球竞争对手”不得不暂时让位给“国际联合反恐”。俄罗斯对美政策以此为契机进入了以战略妥协换取俄美关系全面稳定的时期③。这主要表现为，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第一次允许美军进驻中亚地区，支持以阿富汗战争为核心的美国全球反恐斗争，甚至当2002年2和4月美军顾问小组进入格鲁吉亚引起俄国内普遍反对时，普京力排众议，说美国的举动“不是悲剧”；2001年10月宣布撤出在越南金兰湾和古巴洛尔德斯的军事基地，传达了俄罗斯不再追求苏联时期的那种的“全球利益”；对美国2002年6月退出《反导条约》作出了相当克制的反应；2002年5月建立与北约的“20国”机制，并以温和冷静的态度对待北约的第二轮东扩；在裁军领域作出重大让步，2002年5月与美国缔结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莫斯科条约》；同意把美国发起的“合作减少威胁”计划扩展到其他国家；参加了其一度给予猛烈抨击的美国于2003年5月出台的“防扩散安全倡议”；有选择地接受西方国家主导下的防止核扩散的多边进程等等。 虽然普京的对美战略妥协政策在形式上与叶利钦执政早期的亲西方“一边倒”政策（1992年1月～1995年1月）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是本质上却有天壤之别。叶利钦幻想通过向西方的“一边倒”使俄罗斯真正地融入西方世界，成为出境西方民主世界的一员。而普京则希望通过对美国的战略妥协，重新塑造合作伙伴的形象，打破美国的战略封堵，换取俄美关系的全面稳定，为本国优先发展经济尽可能地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显而易见，叶利钦的“一边倒”政策颇有“以身相许”的色彩，包含着太多的理想主义或幻想主义成分，而普京的战略妥协政策则是“借船出海”，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