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5-0099-07 自从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基石的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国际无政府状态便成为此后不断发展演进着的国际体系的一大基本特征，由此也就决定了组成国际体系的各民族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和威望，都会不遗余力地追求权势。然而，各个国家的权势基值并不相同，发展也很不平衡。于是，一个必然的逻辑就是：基于国家实力分布之上的国际权势等级结构，根本上决定了国际体系总是由一个或若干个领导国家来支配或曰领导。结果，世界领导者以及众多霸权国家的出现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也是国际体系稳定的基本条件之一。对世界领导（world leadership）与世界领导者（world leaders）这一现象，尽管国际关系学界到目前为止还未能形成一个成熟的、较为一致的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地，那就是“世界领导”这一概念具有显而易见的等级和垂直结构特征。① 那么，历史地看，世界领导者有什么样的特性？换言之，它与一般意义上的霸权有什么不同？对此，莫德尔斯基基于长周期理论考察之后，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即在五百多年来的现当代历史中，世界领导者无一例外都是海洋国家。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世界领导者与海权、特别是海洋秩序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呢？对此，本文通过辨识海权时代的国际政治机理，即海洋时代现代全球政治体系的出现与全球范围内对海洋的控制与利用相同步，从根本上决定了莫德尔斯基所谓的世界领导者均是强大的海权国家这一基本命题，由此也就决定了世界领导者对海上霸权和海洋秩序的双重追求。在阐释世界领导者的海权属性和双重追求的基础上，文章进而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海洋秩序作为海上霸权的副产品，同样也是世界领导者得以较长时间维系领导地位和强大的根基之一。 海权时代的国际政治机理 在漫长的现当代世界历史中，海洋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它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交通和传媒作用，而船只一直是最有效的洲际运输手段和扩大影响的方式。杰出的海权论者马汉曾指出，海洋这片“人们借以通向四面八方的广阔的公有地”，使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它聚居繁衍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都被海洋联系了起来。尽管如此，人们把对海洋的这种认识上升到国际政治层面，也只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才会产生，因为“地理大发现揭示了新大陆的存在，从而预示了世界历史的全球性阶段的来临”②。 无疑，地理大发现使得人类的眼界前所未有地扩大了，而这种新的全球性视野意味着此前地区孤立主义的终结和欧洲世界霸权时代的逐渐来临。于是，规模巨大的洲际贸易在历史上首次有了可能，并在随后切实地发展了起来，进而在此基础上确立起了欧洲国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新的全球性经济关系、新的全球性政治关系和新的全球性文化关系。③ 结果，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人类的交往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如何进行跨洲际规模的管理呢？显然，无论是已有的国内管控模式，还是大陆规模的区域性国家关系模式，甚或是帝国治理模式，都无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可行的途径。换言之，海权时代的国际政治机理远不同于早先的时代。那么，什么是海权时代的国际政治机理呢？ 无论是就其世界历史的全球性阶段而言，还是就其政治效应而言，海权时代无不揭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只有从全球政治体系的视角出发，才能把握马汉所说的海权的世界历史意义。换言之，海洋时代的国际政治机理之一就在于：现代全球政治体系的出现与全球范围内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是同步的。可见，要想拥有全球性的强国地位，作为远洋投射能力集中表现的海军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著名学者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在研究了海权和全球政治之间的关系之后认为，“海权是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的先决条件”④，它的使用和实施能够带来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后果。马汉也曾指出：“海权的历史，从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但是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军事史。”⑤ 所以，马汉所谓的海权的世界历史意义，实际上主要体现为全球政治体系变更模式——全球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海上战争——之中。也就是说，在海战中被打败的国家，即使获得了陆上的胜利，仍不可能在全球层面上取得成功，因为它至多只能是保有在大陆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至此不难看出，在现当代世界政治的整个演进过程中，在全球层面上最合适的权力指标就是海权而非陆权，因为它是全球伸展能力最重要的表现形式。⑥ 同等重要的，还有历史上反复重演着的、隐藏在国际权势斗争表象背后的一大国际政治规律，也就是后来被英国地缘政治学鼻祖麦金德所清晰揭示的一个命题：地理大发现意味着人类开始进入了海权和陆权二元对立的时代。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由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这个单一、连续的包围分散的岛状陆地的海洋，当然是制海权最终统一的地理条件，也是马汉船长和斯潘塞·威尔金斯先生等这些作家们所阐述的当代海军战略及政策的全部理论的地理条件。”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