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820（2007）05-0109-07 原苏联的解体带来了中亚国家的独立。曾经被认为是原苏联最容易出现分离倾向的中亚却被迫接受独立的现实，这多少有点儿出人意料。因此，对于那里伊斯兰文明可能对国家未来发展产生的影响，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强压之下的反弹与如火如荼的爆发。前者展示了独立后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回归”的现实，后者却预言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给整个地区带来的冲突。 一、“回归” 中亚国家的独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通过某种意识形态团结在一起进行革命运动的结果。相反，这些新独立国家是原苏联体制时期，冲破该地区重要的部落和语言集团传统，实现某种“民族主义”国家的结果。因此，从中亚国家独立后的情况看，伊斯兰教成为中亚几乎所有政治精英的重要特征似乎并不奇怪。这种“回归伊斯兰”的情况在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表现最为突出。这两个国家的新任总统尼亚佐夫和卡里莫夫都是朝觐过的哈吉。尼亚佐夫更是通过总统令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建立多座清真寺和经学院，其中还有很多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乌兹别克斯坦，尽管面临着严重的宗教极端主义的压力，总统卡里莫夫还是在总统宣誓时将手放在了古兰经上。而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多次公开赞美伊斯兰在国家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的贡献，并曾多次参加一些具有宗教特色的仪式活动。 政治领导层的行为是一段时期以来情势发展的结果。早在独立之前的十年甚至更久以前，伴随俄罗斯出现的民族主义兴起浪潮，人们开始在其它意识形态或宗教领域寻找能够替代苏联式生活方式的东西。这种所谓的“寻根”活动在中亚表现为伊斯兰对人们社会生活影响的急剧增加，许多人将其看作是自己民族特征的重要组成。在这一背景条件下，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又开始要求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通过议会和公民选举方式产生，这迫使很多政治精英开始重视宗教在树立个人权威和影响力方面的巨大作用。 当然这其中也有矛盾，即“回归”与世俗化间的抉择。对中亚新独立国家而言，西欧的民主国家模式和价值观念是他们所崇尚的。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穆斯林信仰者是顽固的、狂热的，甚至根本上可以说是危险的①。这种观点迫使新的半宗教化的中亚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在为国内的伊斯兰皈依者提供足够的空间的同时，也限定了伊斯兰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早在苏联统治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就建立了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穆斯林宗教事务管理委员会（SADUM）。当时该理事会的授权必须经过莫斯科，其工作主要是从事宗教教育、训练和礼拜活动，同时也煞费苦心地管理着苏联公民有限的伊斯兰活动。尽管这些领导人的任命是莫斯科方面亲自作出的，但原苏联中央还是对这些宗教领导人持怀疑态度，毕竟他们明白，伊斯兰教育可能成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各种限定性措施下，当时的宗教界领导人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解释苏联法律如何与伊斯兰道德和社会教育模式不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原苏联法律可以比伊斯兰法律更为优越。 在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上，政治家之间也有所区别。一种只是将伊斯兰作为民族传统的一部分，而另一种则主张生活在伊斯兰宗教社会中。这两种人代表着在中亚同时出现的两种复兴方式。其一是大众广泛回归伊斯兰传统的现实，其二则是少部分人试图建立伊斯兰国家，或至少减少公共行为与伊斯兰教义之间的差距。1990年前，这两种复兴运动之间的联系是很少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运动日益出现重叠迹象。 中亚国家对待宗教问题是十分谨慎的。1991年7月2日乌兹别克斯坦以立法形式通过了《信仰自由与宗教组织法》后，特别是在塔吉克斯坦带有宗教色彩的内乱后，中亚其他国家也陆续出台了类似法律。从这些法律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处理宗教事务的指导思想是：保障宗教徒的合法权益，支持合法宗教活动，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维护社会安定。各国宪法都有坚持政教分离、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保证公民信仰自由、宗教组织合法活动自由和禁止宗教行使国家职能、禁止组建宗教政党、对境内外国人的宗教活动进行严格限制等内容[1]。 中亚曾经有过辉煌的伊斯兰信仰历史。独立后，当地一批伊斯兰宗教场所得到开放，其中半数在乌兹别克斯坦。来自国外的国家和个人捐款以及政府性的资金支持为中亚各国宗教场所的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保障。一些中亚学生还被派往国外接受伊斯兰培训，中亚的伊斯兰学校也传授包括阿拉伯语、沙里亚法、伊斯兰历史和文明史、伊斯兰文化等在内的多门课程。但缺乏专业教师、相关课本读物以及社会对伊斯兰教职人员的需求迫切等，都造成这些独立初期的教育活动有些粗糙。 民众在日常礼仪方面的转变也显示出伊斯兰复兴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割礼、婚礼、葬礼等方面，穆斯林朝觐者人数也开始有所增加。各国还制定了相应的与宗教组织有关的法律条文和管理机构，设置自己的伊斯兰高等教育机构等，来加强对伊斯兰复兴的总体调控，这种情况从表1可见②。
二、冲突 早期的冲突出现于苏联统治末期，当时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出现部分宗教传统派与改革派之间的争斗，并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民族宗教冲突。一些人进而试图将政治诉求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出现了所谓政治化的“瓦哈比主义者”。这些人主张采取政治行动，“保护伊斯兰免受敌人的侵犯”，并计划以斗争方式获取必要政治地位。一开始，他们的方式是试图建立联合各派的宗教政党，但政府的敏感态度与国内神学家的狐疑使得这种联盟政策总体遭遇失败。随着国内宗教形式和民众思想因为这种争吵变得日趋复杂，这些宗教名义下的政治运动者们开始转而谋求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结构体系，并开始在费尔干纳盆地付诸实施。他们首先通过纳曼干市的示威活动占领了现政府在当地的办公大楼，并在那里建立一个伊斯兰中心，宣布成立穆斯林自治政府，也就是著名的“平行政府”或“民间政府”。由于政府官员缺乏足够管理经验和宗教知识，难以面对宗教领袖的质疑，也担心引发进一步冲突，地方当局对活动的发展基本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但在公开场合则明确其非法的性质，并认定“民间政府”也是非法的。1992年，新独立共和国的领导人卡里莫夫在承认穆斯林自治政府的同时，却又通过秘密召开州特别会议的方式，任命了一位新的州领导人，进而招致穆斯林不满和新的示威活动。激进的“平行政府”领导人尤尔达什也对来访的卡里莫夫采取了极端不友好的态度，他甚至粗暴地打断了卡里莫夫的讲话，夺过话筒代表纳曼干的宗教人士发表言论。
